甲午海战之前，北洋海军已成为亚洲实力最雄厚的海军舰队。然而，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北洋海军任人唯亲、以权谋私、营私舞弊极其严重，克扣军饷、偷窃欺诈司空见惯，军官贪生怕死、腐败糜烂，士兵骄惰成性、缺乏训练。

对于北洋的种种腐败现象，身处天津的严复几乎每天都耳闻目睹，可以说是看在眼里，痛在心头，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军队平日已成扰民累赘，战时保家卫国绝无可能。因此，未战先败是北洋海军的必然结局。

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代价震撼了国人，唤醒了维新志士的救国豪情。自此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维新救亡运动。

在举国悲愤之际，严复不仅与其他爱国人士一样痛心疾首，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与中国海军的元老，他还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在这次战争中，严复的同窗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刘步蟾等壮烈殉国，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200多位门徒伤亡过半。对严复来说，这已不仅仅是一次战争的失败，而是心灵上的无情打击和对封建体制的绝望。遥望西洋的蒸蒸日上，回顾中华的国破家亡，原因在哪里？已有深厚西学积累的严复感到心中有物“格格欲吐”，开始对甲午败局进行彻底的反思。

1894年9月23日，严复致函赋闲在家的密友陈宝琛，向他详尽通报战况，讨论成败得失。此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严复连续发表5篇政论文章。1895年2月4日至5日，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3月4日至9日，发表《原强》；3月13日至14日，发表《辟韩》；3月29日发表《原强续篇》；5月1日至8日，发表《救亡决论》。这些政论文章表面上看是严复的维新思想，但深究来看更像是对甲午败局的体制性、文化性反思。严复主要从五个方面反思了甲午战败的原因：

第一，决策上的原因是一味求和、避战躲战。严复认为，海战中，决策者令北洋舰队躲入内港，还粉饰这是“猛虎深山”的上策，是极其荒谬的，斥责“猛虎深山，徒虚论耳”。他指出，北洋水师之所以全军覆没，推究其原因，皆战事决策者以“和”字作为主旨。痛斥“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清政府“唯‘终归于和’之一念，中于人心者甚深，而战事遂不可复振。”北洋水师糜烂和指挥官临阵脱逃，在根本上也与一味求“和”有关。为了重新取胜，严复呼吁“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

第二，技术上的原因是用人不当、指挥失误。严复指出，“将不素讲，士不素练，器不素储。”所以一旦开战，则“一军之内，有铁甲而无游击之快船，有钢弹而无速放之快炮。”“扞格而不操，窒塞而毁折”，失败就会成为必然。战前平壤淮军和北洋水军糜烂溃散，自大轻敌；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所用非人，所为非事；李鸿章外甥张士珩等人误国，等等。这些都是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