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德上的原因是心术不正、道德沦丧。严复认为，清政府在千古变局面前固守八股取士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这种选拔制度充其量只能网罗奴才，而不可能选拔真正的人才，最终只会破坏人才，腐化道德，导致国家贫弱。中国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心术邪恶，贪图私利，为维护封建统治拒绝真正师法西洋，最终会“自灭同种”。

第四，发展路径上的原因是中体西用、学非所用。严复指出，汉学埋首考据，脱离现实，“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宋学师心自用、强物就我，“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二者均于救亡无补。在“中体西用”框架的束缚下，中国学西方仅局限于模仿西洋的坚船利炮，对专制政体没有丝毫触动，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所以，船政、制造、海军等科学的制度，在西方能生根发芽，孕育国家富强，在中国却“淮橘为枳，若存若亡”。

第五，文化精神上的原因是自由精神缺失，国民劣根性顽固。严复认为，自秦以来的历代专制统治者以暴力手段奴虏民众，民众迫于压力，表面臣服，以奴虏自待，内心则恨之入骨，民众与统治者之间根本对立。所以，中国人缺乏自由民主精神。在缺乏自由民主精神的情况下，普通民众胆小怕事，苟且偷生，与欧洲、日本民众相比，缺乏敢死尚武精神；庙堂官员尤为恶劣，他们不学无术、鲜廉寡耻、投机取巧，有的甚至以幸灾乐祸的心态对待甲午战争这场民族灾难，企图不择手段从中谋取最大私利，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了虚伪无耻的恶劣氛围。

以上种种原因，最终导致“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由此可以看出，严复是站在国家历史、民族精神的高度，以西洋社会、西学为切入点来反思、解剖甲午败局根本原因的。他不是仅仅看到了海军战败的表象，而是由表及里地对中国的专制制度、科举制度、国民劣根性等作了透彻剖析和深入鞭笞。这种分析问题的前瞻性与深刻性，令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难以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