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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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时天无异象，那天陕西宝鸡的街头有男男女女游行，庆祝青年节。大洋彼岸，四个美国大学生因为抗议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被国民警卫队士兵打死。几个月之后，我跟着父母迁往甘肃，在甘肃住了十几年，一直到我自己选择离开。

从1980年到1990年，从我十岁到二十岁，十年间，阳光夺目，青春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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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80年代，中国充满各种奇异的际遇，前端是改革发轫，反思寻根；末端是人心浮躁，世事浇漓；中间，像一座高山一样耸立着八五新潮，正是它，把我变成了现今这个样子。

那年我背着书包，站在甘肃长庆一中初二的门前。我从外地转学至此，那个地方更小，而庆阳——这个有十字街的县城，俨然是个大城市，初二年级竟然有八个班，每个班都有那么多鲜活的少女，发出尖叫，在走廊里奔跑，阳光照射在她们的裙子和辫子上，让我瞠目结舌。我发愣的时候，我身边站着的老三也在发愣。他跟我长得很像，也是从小地方转学来的。我们俩一起发了一会儿愣，被好心的美少女叫进教室坐下。我记得就在那个下午，我的青春期，咣当一声，开始了。

两年之后，我和老三已经成了老铁，上学在一起，放学也一起，除了睡觉，我们总是待在一起，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尖叫着的美少女们已成惯常的风景，有个别闯进心田，但这个姓陈的美少女完全没有眼光，竟然看不出我是一个有追求的青年，于是也便就此别过。1985年，我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考上中专，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修改自己的年龄，去当一名消防员。决定去当消防员那天晚上，我和老三伙同几个哥们，在一家小饭馆搓了一顿，耗资人民币15元，有酒有菜，一瓶白葡萄酒，弄得五个少年都有些微醺。回家路上秋雨绵绵，我们头发和外套湿漉漉的，心中充满强说愁的忧伤。

与此同时，在那些遥远的地方，大城市，文艺青年们正在用绘画、诗歌和小说改变着世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刚刚学会打架，还打得不怎么老练，我们还没有诗歌，只有无名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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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无名怒火完全是封闭的小县城和动荡的青春期造成的。我们那个小地方，盛产无所事事的街头少年，他们发型怪异，举止孟浪，看见少女就吹口哨，看见不忿的男子，就上去暴揍一顿，一切都乱哄哄的没有来由。街头经常扬起一阵尘土，一帮少年就滚打在一起，一会儿就有一个血人从人群中冲出来，一道烟跑远。我，攒下零用钱，去邮局买最新的一期《诗刊》，不是为了看诗歌，而是为了看一个大眼睛的姐姐。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眼睛的姐姐显得忧郁，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售卖各种期刊杂志，我通常买《诗刊》、《大众电影》这两种。大眼睛姐姐告诉我，《诗刊》每次只进三本，买它的人很固定，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医院的宣传干事兼诗人，第三个是图书馆的主任兼诗人。我为此又害羞又骄傲，一个十几岁的娃娃，用《诗刊》装样子，实在让人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我买了一年《诗刊》之后，突然很想写诗，就在此时，我改大了年龄，将要当一名消防员。在秋雨绵绵的夜晚，老三和朋友们为我送行，第二天，我前往一百公里之外的消防队报到，接受集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