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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歌之路，和我在消防员生涯里遭受的磨难紧密相连。我年方十五岁半，却冒充一个十八岁青年，体力和心理状态明显跟不上。新兵集训的第三天，我就摔倒在训练场上，脚踝严重受伤，迅速肿起，被班长背回宿舍，只养了三天就返回训练场，左脚因此留下隐患，不能坐火车，不能长途步行。这算不算青春留下的印记之一我不太清楚，青春给我留下太多印记，随便一抓一大把，伤口和文身，诗歌和记忆。

在整个集训期，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熬过去。六个月实在漫长，冬天白雪皑皑，我们在清晨出操跑步，跑着跑着我居然睡着了，跑出了队列，中队长对我处以体罚——接着跑，那个早晨我一直在操场上跑步，战友们都在排队打早饭，我却一身战斗服，丁零当啷哐哧哐哧，在铺满白雪的操场上跑个不停，倍感耻辱，诗情荡漾——这些事儿促动了我写下一些句子，相当幼齿，我到死都不会将它们公布。

另一件事情直接促动我写作，集训结束后，我被抽调去整理支队仓库，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就是中队长随手一指——你，你，还有你，去吧。于是我跟随车辆，来到支队，每天在仓库，将左边架子上的装备倒腾到右边，将右边架子上的装备倒腾到左边。倒腾了两天，我发现墙角堆着一大堆稿纸和文具，杀心顿起，抓起稿纸和钢笔就塞进大衣里，没有原因，就是想带走它们。同去的战友见我真没拿自己当外人，也纷纷下手，钢盔、皮靴、皮带、军衬衣、军绒衣、手套、袜子、大裤衩子——不一而足，大家傻得不透气，塞得像一群大象，蹒跚着走出仓库，当时就被抓个正着，人赃俱获，抵赖不能。支队长老王相当生气，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溜达到我面前，看我脚下堆着的是钢笔墨水稿纸，有几分惊讶，问我，你偷这个干吗？

我说，我想写诗。

老王很感慨，当时就把我给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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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辜负这些稿纸，我开始写作，那个时候——1980年代中期，文学青年比文学还多，就像有一个时期倒钢材的比钢材都多一样。我遇到了凌云，光看这个笔名，你就知道这人有多么乡土。这个人确实比较乡土，但他写诗，写的是那种朦胧诗，他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普希金，一本是波德莱尔。我只看了一页普希金就受不了啦，浑身都是鸡皮疙瘩，我相信，这是翻译的问题，说不定俄文原文的普希金要好看得多。翻译害人，就像庸医杀人，毁掉了我心目中的普希金，于是我只能照着波德莱尔的道路前进。

凌云戴着一个黑框眼镜，职业是油井数据的测量技术员，住在一个阴森森的实验楼里。我常常擅离执勤岗位，跑去找他聊天，他读我的诗歌，并作出评判。有一年，甘肃最有名的文学刊物《飞天》派了两个编辑，来我们那儿组稿，编辑们邀请了一批文学青年参加讨论，我不在受邀之列，因为我是个消防队的小混混，没人知道我在写诗，但是凌云这个人比较厚道，他把我的诗歌也送去，编辑们从大堆稿件里将我的诗歌抽出来，说，杨树鹏是哪位？

凌云说，他没有来。

编辑说，这一大堆诗歌里，最好的是他的诗歌，我们要见见他。

我的诗歌在《飞天》上发表，支队长老王很高兴，一脸先知先觉地说，你看你看，我就说了嘛，你小子，行。

这件事算给大老粗形象的消防队伍露了脸，我因为“有文化”，被提升为防火参谋，每天夹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夹，去各个单位检查，但我其时青春正浓，察觉到世界正在变化，为自己毫无办法而苦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