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开始打萧红。自然了，他是从青岛一路打过来的，越打越顺手，一直打到他们分手。萧军打她总有太多的理由，一说他在外面有了女人，可是他又不跟萧红分手，大概他以为，他对她负有救世主一般的责任，这责任是从哈尔滨的一条船上开始的，从此这责任就深种在他们心里，一直到萧红将死，她还在念叨她的业已娶妻荫子的萧三郎。

然而萧军在上海的打她，也许另添了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他是不会说的，也许他压根心里就不愿意追究。我想象这一幕，真是难受得很，后来鲁迅逝世，萧军参与了丧事的全过程，行弟子礼，他是走在第一个的。

情况就是这样吧，每天萧红都要去鲁迅家，常常一待就是一天；萧军知道她去哪儿，又不方便总问，或者就是问了，也未必问出什么来。他已经左右不了她了。这时候，也不知他看出来没有，萧红身上的那股子力量，和他的力量完全不同，很韧，很有劲道。她不复是从前那个柔弱的、顺从的小女人了。

萧红来到鲁迅家里，也不过是说点儿家常。鲁迅不在，她就和许广平说；许广平不在——然而许广平很少有不在的，她是家庭主妇；两人都在，她就和他们夫妇一块说。或有就是，她陪着海婴公子玩一玩，海婴最喜欢她了，因为她有小辫子，他最喜欢抓她的小辫子了。

她心情好的时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红上衣，一家人都没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楼，问鲁迅：“我这衣裳好不好看？”

鲁迅就会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实地做出评价：“不大好看。”

隔了一会儿，他又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红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绿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说到她的靴子……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两人独处的唯一的场景，然而也只是说说衣服，鞋子，搭配——是啊，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在里头了。

说了一会儿，萧红看时间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楼去。第一，她不能耽搁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顾忌许广平的感受——如果这个家她还想每天出入的话。

站在萧红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这段时间她是很压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门赴约，许广平替她打扮，找来各种颜色的绸条装饰她的头发，其中一根红绸条，扮得萧红似乎不是很好看，鲁迅生气了，大声地对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她……”这一幕真是意味深长，在那不知是春天还是冬天的房间里，三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两秒，有什么东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许广平很窘，萧红安静下来了，鲁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这一两秒，这艰难、隐涩、沉重的一两秒过去就好了。过去了，又是什么都没发生了。

后来，萧红便离开了，她去了日本，这是1936年夏天的事。她为什么要离开呢？据说是“养病”，又有说是“精神上的苦闷”，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已经断断续续病了大半年了。她走了三个月以后，鲁迅就去世了。

这三个月中间，她跟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这之前发生什么了吗？

然而这些不说了，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上海的这两年,是萧红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两年——如果不能说是最幸福或是最快乐的两年。首先,她没那么穷了,至少有饭吃,偶尔还能穿上新衣服；第二，稍稍安定了些，虽然是短暂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结识了鲁迅，每天朝夕相处，成了她精神上、感情上的最大的慰藉，也成了她忍受萧军的铁拳头的最大的慰藉，成了她生活中类似于支柱的东西，成了习惯！

这两年对于鲁迅来说呢,也是一种慰藉吧？我想象他那位于大陆新村九号的二楼的书房里,虽然也能照进阳光,不知为何总有一种阴天的感觉，隐隐地有点儿冷：一家三口并两个老妈子，三层楼，一个院子……填不下，填不下，太冷清了。所以他是很喜欢年轻人来家里的，来他的书房里，欢天喜地，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