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写下的关于摇滚乐的一点文字只是文化字面上的，跟音乐并不相干，这似乎带有点“隔靴搔痒”的性质。音乐人手底下的音乐只是音乐本身，跟文字并不搭界。然而文化人听音乐，首先得看歌词，寻找文字背后的企图。这中间，又隔了一层。

我们背着我们文化的壳，企图做一些沉重的沟通。然后音乐只是音乐本身，它和万物一样，独立，冷漠，不沟通。当音乐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存在，附带上歌词等文字载体时，原初意义的音乐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在上个十年间，崔健和王朔一起，代表着刚刚逝去的那个年代的“另类”声音。1986年前后的中国人已经苏醒了，然而仍有害羞的。那几乎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活泼、更接近于人本主义的时代。历史翻了个跟头，一切又从头来了。青年人开始寻根，刨根究底要弄清楚人类生存的原始意义和终极价值。一切都是新奇的、活泼的，智力上却显得平庸和不健全，像《诗经》以前的平凡男女和《荷马史诗》里的坚贞的英雄：人是认真的人，健康朝气，负有责任心，因为过于计较，也会显得苦痛和迷茫。崔健在他的歌里唱道：

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

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

……

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平凡人的英雄主义，在那个年代，不但是可以原谅的，也是可敬的。崔健那辈人，虽然浸泡过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却并没有被负荷压迫。“文革”把一切意义都消解了，到1986年，传统文化的伤口仍未愈合，使得崔健们的心智仍停留在少年阶段。他们也许觉得，时代仍处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只有他们才是开天辟地的一代人，远古洪荒，人类从他们开始。一切都在建构，消解，再建构。他们在自己推倒的废墟上建设着。

我闭上眼没有过去

我睁开眼只有我自己

……

我攥着手只管向前走

我张着口只管大声吼

——《出走》　　

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豪情也只有在崔健那个时代才会有。对于政治的无限热情也是那个年代的“愣头青”们的通病。崔健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这种热情。“文革”已经远去了，人们渐渐冷却下来，思想着，怀疑着；另一方面，轰轰烈烈的改革已经开始了，社会是进步的，欣欣向荣的，由不得你不相信。中国是政治大国。人们在两个时代的交合处站住了，慌张、不懂、半推半就……是一种有距离的热情，能拿得起放得下。《红旗下的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及时地表达了国人的这种心态。在风格上已丧失了批判精神，有的只是处于外围和边缘的调侃，这调侃也是热情的。

剔除了音乐的成分，仅仅从字面上解释崔健的摇滚是极其片面的，然而我们也只能如此。崔健怀抱着吉他站在舞台上，穿着泛白的黄军装，卷起一条裤腿，迷茫地微笑着，他口齿不清地吼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然而他仍是不明白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似乎有太多不明白的东西。世界对他们是陌生的。他们喜欢较真、愤怒、歇斯底里，然而仍是无济于事的。崔健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一个符号。他代表着真正的摇滚音乐。他的声音是那个健康年代，一个受伤害的人的内心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