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此时的他一定会生出某种优越感，身处人群，打量人群，不拘是开豪车的、骑自行车的、坐公交车的……他知道他跟他们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所有人都挣扎、呼号于物欲的洪流里，唯有他一旁看着，知道自己是这时代的极少数人。这感觉简直妙不可言，很像一个人站在山巅上，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旷世之感。谢海简直不知该怎么弄了，他既不能喊山，又不能打空翻，于是坐在车窗旁的他，只好咧了咧嘴，无声地窃笑几下。

其实照样还是玩儿，谢海是穷玩。穷玩才是真的玩儿。中国历代的传统是，真正的大玩家很少出自大富大贵，多在文人雅士这一阶层。文人雅士当然没什么钱，像沈复和金圣叹都是偏居陋巷，但玩起来可叫一个繁华热闹，且歌且哭，呼天啸地。沈复是潦倒一生，金圣叹是直把命赔进去了，虽说是为了道义，某种意义上也还是玩儿。

袁枚也以玩家传世，当然袁枚手头宽绰些，他自己弄了一个大园子，买几个歌伎，种几根竹子，写了本养生食谱，他是能从一根春笋里看到人生意味的人。袁枚是会玩儿，但我总以为，他不及沈复和金圣叹是大手笔，是大潇洒。富贵这件事，说起来存着太多的毛病，和贫困一样，它束缚人的想象力、天性、自由……如果不把它看贱，做些务虚的事来转移，这日子简直没法过。这一点，怕是只有到了富贵这一层才能参悟。

谢海并非富贵阶层，却也参悟了，想必这是他的天性。我以为他是这样一种人，千百年来的“文人传统”一路浩浩荡荡地淌下来，淌到我们这一代，慢慢息了声气，但是涓涓细流总能唤醒一些人，比如谢海们，使他们活过来，再由他们一代代传下去，使得文人这一脉得以延续、壮大。我要说的是谢海身上的文人气，然而这东西到底难说得很，好比气味吧，狗与狗凑在一起，总归是要嗅一嗅的，才能确定是不是同类。我记得谢海也曾用过“气味”一词来描述我们的相处，意思是气味相投吧。

我想我身上若是有气味，那必是文学的气味。不得不说，所谓的“文人气”落在当下，毕竟是由文学圈承担得多一些。原因之一是，文学圈太穷了，无金可捞，只能读点闲书，说点闲话，跑出来穷玩。文学圈里又数诗人最穷，因此连我们写小说的也不得不高看他们几眼，因为他们纯粹。

我想，纯粹该是文人气之一种吧，另有操守、志趣、风雅、敏感、风骨等，好像谢海把这些全兜着了，难怪后来我去杭州，把他引入写作圈，大家如获至宝，直引以为同类，很痛心这样的好同志怎么跑进了艺术圈——他很孤独吧？艺术圈都忙着圈钱去了，谁陪他玩呢？

我的这些可怜的文学同行啊，惨，惨，惨！他们实在憋坏了，平时，他们难得遇见好玩的人——现在，就连文学圈也不玩了，个个周全得很，忙着争名的、图利的、求官的，放眼望去，乌泱泱一大片，面目粗鄙，性情简陋，就连这样的人都来搞文学，实在是糟蹋了“文学”二字。又因为文学圈实在太少名利，因此，当他们看见从大染缸里走出来的谢海，尚能保持干净、清爽模样，我的同行们怎能不欣慰？！于是，他们向我表达了这么一层意思：你的这个同乡，可玩性很强。

我听了甚是高兴，以为自己做了件“成人之美”的事。由此我想到，世上本没有文学圈、艺术圈，打一眼，嗅一嗅，感觉对了，就是一个圈。谢海就这样成了我们的人。那次在

杭州，谢海一直陪了我们一周，他是把自己往死里陪了：又是生病，又是公差，又要忙于艺术节的筹备……可是他就像变戏法一样，每天照样出现在灵隐寺附近的文学基地门口，接我们吃饭，送我们回来，陪我们去乌镇。不拘什么时候，我们聊天聊到高兴了，打个电话给他说，谢海，你能过来吗？他噢了一声，总归就过来了。

后来他告诉我，他从来没这样陪过人，除了他们圈的“老爷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