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话剧舞台生涯，养成了濮存昕说话的独特习惯：声音悦耳，吐字清晰，节奏分明，表情丰富。但这种讲话又和演戏不同，演员需要内敛自身性情，但濮存昕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不带一点刻意遮掩，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看得出来，这是个性情中的真人。和忙人谈话，不能按照采访者设计的程序来，濮存昕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我在教孩子画画时有一个体会，大人总是希望先教会孩子怎么构图，但孩子就是不接受，因为他们有自己观察和展现世界的逻辑，咱们大人就画不出孩子们画的画。所以，凡事一有了目的性，效果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我看咱们的谈话内容就顺其自然吧，也许聊高兴了能聊到很晚，也许今天没聊够后还要再约下一次。同意？好，那我就随便聊啊。

“我在兵团时曾经见过一次军人整肃纪律。我们2 师有个很棒的礼堂，能挂吊杆，有一千多个座位，可以演正规大剧。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上午必须离开剧场。师警卫连还在大礼堂四周放了警戒。我在下乡前曾在北京偷偷看过内部播放的日本电影《啊，海军》，那是我们小孩儿不能沾边的，结果我们溜进影院藏在屋顶看了那场电影。这次我又故伎重演了一回，爬到礼堂的高处偷看大会场景。那是2 师现役军人的一次纪律整肃大会，会上让一批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的军人上台示众，他们当场被撕掉了领章，还被打了嘴巴子。所以我感到，兵团那些年对知青和军人都是考验，只是考验的内容不同罢了。

“聊聊我自己的吧。我是1953 年7 月份生人，小学上的是史家胡同小学，中学是72 中，那是从北京2 中分出来的一个新学校，英达和姜文也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但比我低了大概有8 届。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从长相上看，你们应该是我的学长呀！ 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小学6 年级。因为中学搞运动，我到1968 年才上中学，第二年就去兵团了，说是69届初中毕业生，其实没学到什么东西。当时老师让我们学生上讲堂，念报纸、读社论，课堂时间是占满了，可尽是些没用的。知识不能说没学，但学的很少，数学就教到小数点，英语课只教会了我们‘Long lif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1969 年8 月，我初中算是毕业了，31 日离开北京去兵团，被分在了2 师15 团，现在那里叫宝泉岭农场。”我说：“你以后从事的工作要有文化知识功底，这些你是怎么补上的呢？”

濮存昕说：“靠日积月累吧。‘文革’开始后一下子就没书读了，我只能自己找书看。当时人艺的剧院图书馆没有人管了，我父亲是人艺的老演员，常拿一些书回来让我读。他也没什么具体意向，有什么就拿什么，有《三国》、《水浒》、革命小说、苏联小说，还有小人儿书（连环画）。我没人引导，什么都看，凭着一股求知欲，半古文的东西连懂带不懂地统统从头读到尾。书读完了，我就看大人的《参考消息》，报纸一到手，先看漫画。书报读得多了，写点什么脑子就不空了。在学校参加运动时，我办过小报，刻过蜡版，写过声讨‘刘邓路线’的大批判稿，还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对口词、快板词，什么都招呼。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词还没背下来就敢上台演出，不怕丢人现眼。有一次我在说快板书时把词忘了，老师没辙，把写着词的小本给我扔到了台上，我扔了大板，一手拿着小本，一手打着小板，把词给念完了。

“我父亲是个老艺术家，演出对我来说是家传，从小我就不怵表演，而且表现欲还特别强。要表演，就要读书、要创作，这成了我给自己补养文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