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据我了解，你们团计划股的汪股长和北京女知青发生关系的事，是在1971 年被揭发出来的，但他在1975 年4 月回北京探家时又和那女的同居了，结果被查户口的当地民兵抓了现行，最终导致他丢了党籍获了刑。你对此怎么看？”

孙淑婉说：“在调查汪股长时，我看过女方写的交待材料，那是真正的两厢情愿。这种事放在今天就是一个丑闻，我还没看见现在有哪个贪官是因为‘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被判了刑的。但这种行为在那个年代就是不可以，因为城市里的孩子要不断下乡，乡下的干部要都这么干，哪家的父母还敢送孩子去？此一时彼一时，当时严禁兵团的干部和知青发生这种关系是有历史理由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因此忽视历史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学校教育的中断给知青造成的处世困难。书没念完，对社会的认识不足，操守和道德教育也不足，想用政治理想教育包揽一切是不可能的。年纪小小的就面对复杂的生活的人，有人犯了糊涂难免。在兵团出这方面问题的，小知青多，老高中知青少，这就说明了问题。

“其实那些出事的女知青也都明白，靠和军人好是不可能解决婚姻问题的，她们这样做，无非是想改善处境、寻求出路，再说双方还都有生理需要。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客观地分析，简单化地说一方迫害另一方，是没道理的。从处理的后果上看，女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男的丢了前途、进了监狱，到底谁害了谁？”

北京女知青王秀文说：“16 团出了团长、参谋长被处决的事以后，我们团也开始抓军人作风，结果把郑团长抓出来了。关于35 团的军人迫害女知青的事情，我们在团部工作的女知青有发言权。我在团机关里是不挂名儿的团长秘书，团长是个大老粗，他为人朴实、打仗勇敢、工作刻苦，但文化不行，他的会议发言稿总交给我来写。在农忙时他经常要下连队，我回回跟着他，所以比较了解他，对他的印象很不错。

“出了这件事后，我觉得是宁波那个女知青害了团长，她先和团长好，后来又揭发团长。团长被处理后，我们谁都不愿意理她。计划股的汪股长和北京女知青的事，是典型的婚外恋，他俩多少年以后都保持着联系，真的是相互喜欢。现在那个女知青和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联系，她怎么好意思联系啊。我觉得对这种事只追究一头儿是不对的，有的女知青生理成熟了想找人，找谁啊？找解放军！那时军人崇拜是社会普遍现象，他们有威望、有权力，有的人家属还不在身边。和他们相好，既满足生理需求，又觉得光彩，还有利于个人的政治和生活出路，一举多得。所以有人主动贴上去也不奇怪。

“郑团长被放出来后回到了35 团，但什么职权都没有了，我对他很同情。1978 年返城之前，他请我到他家吃了顿饭，还给了我15 元钱，那样子看着让人难过。后来他到北京信访办申诉平反时，还看过我。听说部队对他的事情重新做了结论，按老干部的待遇给安置了晚年。但这个结果已经没人关注了，他留给人们的最深记忆，就是迫害过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