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郑团长在事件中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贴”上的呢？历史资料无处查询，知青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印象和有限的信息做出评判。在和原35 团6 连的北京知青张浙芳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此案的一个细节。张浙芳说：“我在团部工作时，同宿舍有个上海知青叫小晋。有一天她很神秘地对我说，今晚你跟我去办公室一趟。我们到办公室后，她说有一件事要跟我说，但我一定要替她保密。在我答应后她道出了原委，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郑团长的老伴带孩子回老家了，因为家里还养着几只鸡，团里让小晋和宁波知青晓霞一起住在团长家，暂时帮他夫人料理一下家，团长自己住在团部。那时在团部工作的知青经常要下连队出差，有时是小晋走，有时是晓霞走，所以在她俩经常是只有一人住在团长家。有一次晓霞下连队了，到了晚上小晋把门顶住要休息，这时她听见有人敲门，一问是团长来了。那是团长自己的家，小晋不好意思不开门。团长回家也没什么事，进屋后就和她聊天，聊到很晚了还磨磨唧唧地不想走。小晋很为难，最后鼓起勇气说出了请他出去的话，当然说得很婉转，大概意思就是：您是我尊敬的领导，别因为在这里聊得太晚了产生什么不好影响。团长听完这话后就起身走了。

“小晋心里很不安。一方面团长是全团之主，威望很高，他这样做让小晋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团长如果真有不轨企图，小晋不知道该怎样对付。所以她找我要主意，还问我要不要给上级写封信揭发团长的这种不检点行为。我当时年龄也不大，但脑子还算明白。我说：此事一没有证人，二没有事实发生，我看你最好不要再和任何人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到这个时候，我们都隐隐地有了一种担心，是为晓霞担心。她有没有经历过团长的夜访？如果有过，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小晋呢？

“过了一段时间小晋又找我来了，她说，晓霞突然回宁波了，走的时候团长追到了车站，这种情况太不正常了。联想到团长上次深夜赖在小晋屋里不走的事情，我们想可能是出事了。我建议小晋把这件事写下来报告师里，千万不要寄信，就自己送过去。小晋按我的建议做了，师里对团长问题的调查可能就是由此开始的。这件事处理得很快，郑团长不久就被处分了。此事过后，35 团对小晋也有了风言风语，但我可以证明她拒绝了团长的接近，否则她不会找我要主意，也不会向师里反映团长的问题。后来她被推荐上了大学。”

这三位知青的讲述，证实了兵团在反腐工作中提高透明性的必要。无论案件当事人在案中的角色和责任如何，他们都享有名誉权，而谜团的存在，无益于维护事件中任何一方的名誉。孙淑婉和王秀文都认为郑团长是被拉入水的，张浙芳的讲述则证明郑团长确有自觉“投水”的主观故意。至于在这场导致郑团长的人生倾覆的军人婚外情中，谁是更为主动的一方，人们只能猜测，而猜测不是历史。

爱的前提是平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格、心理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否则不管是婚姻以内还是以外的爱，都难免掺入杂质。无论如何，被赋予社会正义代表者身份的解放军军人都绝不应该在婚姻之外，在被其领导的异性平民青年面前，褪下裤子露出性具，从这一点上看，兵团的板子打在这种人的屁股上一点不错。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当年在兵团遭受过性侵危险的女知青一般都不愿意把这种经历展示于人，但5 师50 团的北京女知青王莎莎是一个例外。她爽快地对我说：“自己问心无愧，有什么不能讲？社会上的人有邪的，也有正的，正派的人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向歪风邪气说不，当然需要讲出来！都逆来顺受、不声不响，坏人不更嚣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