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英帝国占全球陆地总面积1/4，统治着全世界1/4的人口。一战后，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承认各自治领的平等地位。此后，为加强与各自治领的联系，又建立了英联邦。1983年，拉什迪在《英联邦文学并不存在》对习以为常的“英联邦文学”这一概念提出大胆质疑：“现在，‘英联邦文学’这一说法显得实在站不住脚。它不光是一个少数人聚居区，还是一个排他性的聚居区。使用这一术语会缩小‘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这一意义本来宽泛的概念，从而将其变为更加狭窄的、局限的、民族主义的、甚至可能是种族隔离性质的东西。拉什迪表示，他在文化的夹缝中挣扎。 “一定意义上，我既身在印度与英国文化之内，又身处两种文化之外。在许多方面我不再是印度人。同样我也从未成为英国人。我仍然讲印度语言。在印度我有回家的感觉，在这里我也实实在在地感到闲适自如。但我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印度作家，因为我的确没有住在那里。某种程度上，这种散居人的生活体验更有意思。”这种穿越东西方文化界限的“文化骑墙”姿态，使得拉什迪与另一位印裔英国作家、带有浓厚“文化无根”情结的奈保尔形成鲜明对照。拉什迪优雅的“文化骑墙”姿势只是表面，作为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作家，作为一个政治意识、历史记忆比较鲜明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印裔作家。但拉什迪在种族歧视严重的英国并非始终生活得坦荡闲适。1983年，他在小说《耻辱》中道出了内心的一丝彷徨：“我们已经远离陆地。我们在历史中漂逝，在记忆间漂浮，在时间里飘逸。”

“当今时代，个人与国家事务的距离如此之小，我们再也不能埋头写作，而对大众社会视而不见。”正是这种介入，使得拉什迪不仅把敏锐的触角伸探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还延伸到英国社会为代表的西方内部。早在1982年，拉什迪就在一篇题为《英国内部的新帝国》的文章中，对英国社会歧视外来移民的种族主义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还大胆地就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新帝国论调进行斥责。2005年，他在公开场合尖锐批评布什政府，斥责其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助长了恐怖主义。就小说文体的美学倾向而论，拉什迪往往被欧美文坛归入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萨拉门戈这一支魔幻现实主义的阵容里。

奈保尔对拉什迪作品和际遇的评价也颇为别致：他说当年的追杀令对于作家拉什迪而言，不过是一种形式有些极端的文学批评。另一位伟大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则对拉什迪更高看一眼，拿来直接跟古典大师拉伯雷相提并论这么一位在世即已赢得不朽定评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