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言论自由问题始终是布什迪关注的焦点，也注定是他永远的心灵之痛！在逃避追杀的漫长年月完结、终于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之后，布什迪表一定要倾尽全力帮助那些与他经历同一命运的人，受到死亡威胁和监禁危险的人，失去言论表达和出版自由的人。为了保护受迫害的作家，为他们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创作的自由，创立全球最早的避难城组织，并出任该组织第一任主席，长达四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保存世界上最重要最自由的声音”，也就是保存人类自由精神的不熄的圣火，并视此为人类社会最具普世价值的大事！

在世界文学史上，《撒旦诗篇》激起的轩然大波可谓空前，而围绕这部小说所展开争论的范围之广、程度之烈、所涉及问题之多之深也是空前的。如果说一部小说的影响竟能大大越出狭小的文学评论圈子，引发了一个世界性的政治事件，或者说引发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文明的冲突”。

拉什迪在写作中对过往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热切关注，他不妥协的写作姿态，必然会与当局发生尖锐的冲突。他曾将小说《午夜的孩子》称为“历史的混合辣酱”，就暗示了他将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官方大写历史和普通民众历史等而观之、合而书之。正因为此，有评论家称:“拉什迪小说是对历史文本的反思，特别是对建构民族国家的官方历史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和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充满激情的描述，拉什迪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印度次大陆的印象。对现实政治积极的介入，可谓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突出的特点。相比萨特、索尔仁尼琴、马尔克斯等文学前辈，拉什迪表现得一点也不逊色。早在1984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就坦率承认:“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政治小说家。”此后在不同场合，他都强调政治在写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小说是拒斥那种官方政客版展现真实的一种方式。”“如果作家们把描述世界的营生拱手让给政客们，那将是历史上一个巨大而可耻之极的弃权行为。”拉什迪也并没有像他的同行、另一位归化英籍的匈牙利小说家阿瑟·库斯勒(《正午的黑暗》)那样，彻底沦为一种自己不喜欢的社会制度的全职批判者。拉什迪并不是一位单调的质疑宗教或反体制的小说家，他更关注的是文明，以及古往今来不同文明背景下人类悲欢的冲突与交集。

拉什迪还特别擅长处理第三世界移民置身新世界的心理挣扎，尝试从多元角度观察西方。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这样评介拉什迪的作品：“它使我们在绝望的境地产生勇气，其诗意能够承受任何最残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