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历史的脉络看来，胡适与韦莲司的故事最令人可以深省的部分，是在于种族、性别、甚至阶级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形塑他们两人之间在不同时期的关系。在胡适还是留学生的阶段，他和韦莲司在思想上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在个人领域的成就上，就像我在以下几段会说明的，以当时韦莲司在纽约艺术界的表现，她恐怕还在胡适之上；更不用说，作为白人的她，在种族上更是高高在作为华人的胡适之上。十年以后，胡适在中国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式地重访美国。与之相对的，韦莲司早已在父亲过世以后，放弃了她的艺术生涯，回到绮色佳陪母亲同住，过她埋名隐姓式的生活。这时跃上枝头的胡适，与“下灶作羹汤”的韦莲司发展出他们的情人关系。在这个极具戏剧性的变化里，我们必须去深思的，是胡适与韦莲司在这十几年间，由于主客观因素所导致的身份地位与角色扮演的易位，是否使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种族——白人与华人——不平等关系，因此退居到次要的地位？换句话说，胡适与韦莲司的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它所呈现出来的种族、阶级（社会地位）、和性别交缠错节、重新洗牌的诸多问题。

我们暂且把历史的脉络搁置在一旁。1915 年的胡适才初尝与异性交友的滋味，稚嫩青涩；韦莲司则更是完全没有抱着智性交流以外的情怀。当时她有一个几乎论及婚嫁的男朋友，名字叫查理士·邓肯（Charles Duncan）。邓肯也是一个画家，他跟韦莲司一样，在1910 年代末期到1920 年代初期，还相当活跃于纽约的现代派画坛。只是，跟韦莲司一样，他后来也从画坛消迹，在纽约市的一家室外广告公司上班。①我在下文还会谈到他是如何地爱着韦莲司。就像韦莲司在1937 年给胡适的一封信里所说的，邓肯是第一个唤醒她爱情的人。她在这封怅惘追忆往事的信里，告诉胡适说：“你有他所欠缺的智慧，而他有我当时还没在你身上看到的爱以及对美的鉴赏。”②韦莲司这句话里关键之处，在于她说“我当时还没在你身上看到的爱以及对美的鉴赏。”换句话说，韦莲司后来发现胡适不但能爱，而且具有对美的鉴赏的能力。所以，周质平所谓胡适不懂艺术云云，并不符合韦莲司的看法。③ 

韦莲司与胡适独处一室的时候，心中是没有任何涟漪的。她在讨论“教养”、分析男女友谊的那封信里，很清楚地表明她对“升华”的礼赞。也许因为她知道胡适对诗人布朗宁很熟悉，她特别引布朗宁做例子。她说她不喜欢布朗宁的地方，在于他过于强调肉体（body）。韦莲司认为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可以超越他的肉体，就好比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可以摆脱技巧的限制一样。她说生活的艺术，是去品尝人生的极致，去追求生命的无限。她把人的“肉体”（sex ）比拟成制造纸和铅笔、或者色彩和画笔的工厂。她说，如果人人都只注意这个“工厂”跟它所生产的纸和笔，那要让谁去创造那扣人心弦的文学和艺术呢？换句话说，这个“工厂”和它的成品固然重要，但它们只是画家用来创造艺术的工具而已；同样的，“肉体”的爱固然重要，它其实只是两个相爱的人追求心灵交会的媒介。她承认她这个理论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从前的人确实对性压抑太过，太不注意肉体。但是，她和胡适都是不甘于平凡，要有所作为的人，特别是胡适。她认为胡适的志向比她还高，是要进一步去作唤醒他人的大事业。最后，她在信的结尾，以“教育”（education）、“抉择”（choice）、和“力行”（vital activity ）这个三段式的进程表来与胡适互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