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回信谢谢韦莲司，说她的信字字珠玑。冷静确实是只有透过行动才能进入的境界；他回想起来，连他自己在写那一封公开信的时候，都不够冷静呢！胡适承认他只顾要求大家冷静，却完全没有去表扬这种群情愤慨所反映出来的正面精神。他说他会按照韦莲司的建议，去写第二封公开信。② 根据胡适的说法，《留美学生月报》会在五月号上发表他的第二封公开信。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封信并没有被刊出。我们根据他寄给韦莲司的副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把韦莲司的建议都写进去了。这第二封没有被发表的公开信标题为：《何谓爱国理性？：再致留美同学》（What Is Patriotic Sanity ？；Second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胡适开宗明义地就强调批评他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立场，那就是：克尽己责，以振兴邦国，即使我们是必须让它从死里复生。他解释自己跟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所激起的民气，是坦荡（noble）、健康的，但必须运用智慧，把这股民气导向有用、具有建设性的方向。总而言之，胡适呼吁大家不要徒然于涕泗横流，而应该化悲愤为力量，个个期许做为中国的费希特（Fichte）、马志尼（Mazzini）、加富尔（Cavour）、格拉司东（Gladstone）、珍·亚当丝（Jane Addams）、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 ）或爱迪生（Thomas Edison）。③ 

胡适要求留学生专心求学的忠告，和他日后回国，给从事爱国运动的学生所做的劝告是立场一致的。但这并不表示胡适断然反对一切抵抗的行为。他所反对的是武力。比如说，他赞成东京以及国内朋友来信，提倡抵制日货的运动：“此行亦可喜。抵制日货，乃最适宜之抗拒。吾所谓道义的抗拒之一种也。不得已而求其次，其在斯乎？”④无论如何，留学时期是胡适信奉极端和平主义的最后阶段。在此以前，他已经从世界大同的理想，进到不抵抗主义，然后再修正为“道义的抵抗”。1915 年秋天，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跟杜威学哲学。在这一年当中，在杜威的影响之下，他的思想从“道义的抵抗”最后终于转折成为国际仲裁主义。

①　Williams to Hu, March 25, 1915. 

②　Hu to Williams, March 28, 1915. 

③　Hu to Williams, April 26, 1915, Enclosure. 

④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册，622 页

如果我要详细地叙述胡适的国际仲裁理想，以及它对胡适一生的政治哲学的影响，会溢出这个故事太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 》。①扼要地说，胡适在一篇得头奖的论文里发挥了他国际仲裁的理想。这篇论文名为：《国际关系非武力不可吗？》（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这是他参加“美国国际睦谊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在1916 年的征文比赛所写。在这篇论文里，胡适引用杜威的说法，阐述解决国际纠纷之道，是统合各国的力量，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来把阻力或冲突减到最低。这个理念的具体实现，就是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它不但可以被用来仲裁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执行国际制裁，而且还能被援用来培养超越国界的世界公民的理念。胡适这个用国际组织来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是他后来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用理性、法治、与井然有序来作为衡量个人与国家行为的准则。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或个人的行为是否得体，端视其是否合乎理性与法治。除了杜威以外，这篇得奖论文的功臣是韦莲司。胡适在得奖后致信韦莲司，说这篇文章里的许多观点，“是妳我所共同持有的。坦白讲，我根本说不清有多少是因妳而得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