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里的“月传妳我心”、“彼情只有妳我知”，变成了“皎色映征袖，轻露湿云鬟”，两个各自“月下独徊”的个体；虽然他在中译词的第二段里，用了“今已矣！”、“空对此”这些慨叹的字眼，他接着吟咏的，却是“清辉脉脉如许，谁与我同看？”，这既可以被解读为“月下独徊”的相思，也可以被理解成渴求知音的想望，完全失去了原诗里“此月终不能再传妳我心”的原旨。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鹧鸪声”那一句。鹧鸪的啼声在古典的诗意里，有“行不得也哥哥”，如泣如诉的“闺怨”意味。且不管“料得今宵此际，伴汝鹧鸪声里，骄日欲中天”这一段，与常识相违，因为鹧鸪是夜啼的，不会在“骄日欲中天”的时候听到。胡适把“伴汝鹧鸪声里”这句写入，倒仿佛他哀叹的是江冬秀的“闺怨”，而不是绝决地告诉她：“此月终不能再传妳我心”。然而，即使是经过如此“偷天换日”的转译，这首诗的中文译词，胡适一直要等到一年以后，才写在家信里，请他的叔叔胡近仁讲解给大家听，并且说，他想听胡近仁对这首词的评价如何。① 

这首令人怵目惊心的英诗，是胡适留学时期有过反悔他媒妁之言的婚约最有力的证据。令人值得玩味的是，胡适最后还是接受了事实。当然，这并不表示胡适对江冬秀就不会发展出感情。就像他在康乃尔大学演讲《中国的婚制》里所说的，中国人结婚以前的爱是“基于想象，根于名分”。1916 年9 月，就在他把那首词寄回家一个多月以后，他写信抱怨江冬秀已经一年没写信给他了。他生气地埋怨：“岂因其不会写信，就不肯写乎？”他说：“其实自己家人写信，有话说话，正不必好。即用白字亦有何妨？亦不必请人起稿，亦不必请人改削也。望母以此意告之。如冬秀尚在吾家，望母令彼写信与我，两行三行都无不可也。”他特别举了他的好友朱经农作例子。朱经农告诉胡适，说他收到家信，“语短而意长。虽有白字，颇极缠绵之致。”胡适因而填了一首白话词来戏弄他：“先生几日魂颠倒，他的书来了！虽然纸短

却情长，带上两三白字又何妨？可怜一对痴儿女，不惯分离苦；别来还没几多时，早已书来细问几时归。”① 

①　胡适禀母亲，1916 年8 月9 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92-93 页。

我在前面提到胡适在1916 年7 月的一封信。那封信是他把《水调歌头》寄回家的前两个星期写的。在那封信里，他请江冬秀原谅他又再度爽约，不能履行返国的承诺。他请江冬秀“勿怪我迟迟不归，亦勿时时挂念我。怪也无用，挂念也无益。”这些话虽然说得有点冷硬，他并没忘记在信后加上一句缠绵的：“此寄相思。”② 1917 年1 月中，胡适重感冒还没好，收到江冬秀的信，心里非常高兴。他在家信里说：“冬秀信甚好。此信较其几年前在吾家所做寄其祖母之信，胜几十倍矣。”他特别作了一首诗做纪念：③ 

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却纪念他，这是为什么？岂不因我们，份定长相亲。由份生情意，所以非路人。天边一游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