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江家的姑婆已经准备出手把床帐拉开的时候，胡适决定不为难江冬秀，便不再坚持。他不但若无其事地留在江家过夜，而且在第二天临走以前写了一封信给江冬秀，说：“适以为吾与姊皆二十七八岁人，又常通信，且曾寄过照片，或不妨一见，故昨夜请姊一见。不意姊执意不肯见。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决不怪姊也。”①胡适在日后跟高梦旦谈起这件事情，他说：

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gentleman ［君子］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② 

姑不论胡适说：“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算不算是不打自招，指他在此以前，对自己的婚约曾经有过无意“矜持”的时候。重要的是，他认为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受了半世的教育”的“君子”，所“应该做的”的“行为”。历来谈到这件事情的人，都称赞胡适真是个读过书、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君子，而江冬秀则不够开通，为礼俗所囿。胡适当晚的表现，确实很君子，确实为常人所不及，确实应该得到赞扬。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连胡适自己后来都强调的事实：事后证明江冬秀拒不见面，果然是旧家庭的传统观念居中作梗。试想当晚有多少等着“看戏”的三姑六婆、四叔七爷在场？江冬秀若接受胡适“见个面”的要求，会遭受多少“恬不知耻”的非议。江冬秀在自传手稿里，据说“朴素”、“纯真”地描述了她当时想见胡适、却又不敢见，只好躲在床上哭泣、装病的绞心经验。③胡适固然可以自诩他的“君子”风度，但作为有后见之明的我们，却不能无视于这个“君子”风度之得以展现，是由女性的隐忍来付出代价的。换句话说，胡适提出见面的要求，等于是把江冬秀推进一个两难之局。她如果答应苦等了十三年的未婚夫，出来跟他见个面，恐难免于“干柴”之讥；不见面，又显得矫情，并且有对留美的博士丈夫摆莫名的架子之嫌。江冬秀为了恪守旧礼俗，而躲在床帐里暗自饮泣，其所造就的，是胡适“君子”的美誉。

①　胡适致江冬秀，1917 年8 月25 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110 页。

②　胡适，《胡适的日记》，201 页。

③　唐德刚，《较好的一半》，《胡适杂忆》，1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