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面两位神父一样，来自意大利的郎世宁也因传教进入中国。和前两位不同的是，郎神父并未将伟大的传教工作进行到底，而是被酷爱西洋画技的康熙帝召入宫中，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宫廷绘画之旅。虽然作画、传教、建筑设计堪称郎神父的中土三部曲，但很显然，无论圆明园的西洋楼设计施工还是早年的传教举措，比起二百多年来一直被市场“热炒”的画作，都是那么“仓促”短暂。曾被英法联军无情掠走、前几年又被我国购回的大水法十二生肖部分兽头，有学家认为极可能出自郎世宁之手。虽然尚未找到资料可以证明这点，但很多细节明显带有“郎式风格”。

“艺术无国界”这话，用在大清国君身上，可以说史无前例地恰如其分。他们本身便来自关外，因此对于操着西洋口音的外帮人士并不排斥，既然这些老外的科学、艺术造诣具备特定价值，那么为我所用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彼时的大清在西方艺术家眼里，政治与人文环境都那么令人神往，由此纷纷乘着传教的东风一路东来，将一己之长“绽放”在了这个特定的时空中。

初见郎世宁，康熙已经六十出头儿，历经了汤若望与南怀仁两任洋师傅的宗教文化点拨，一老一少的人生价值观影响端倪立现。在康熙眼里，西方的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传教士们的术工积淀弥足珍贵，国家因才施用无可厚非。

这里需插入一笔康熙帝与罗马教皇的几番“过招儿”，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在教皇眼里，全世界都是上帝子民，都有义务臣服于罗马教会。尤其是传教士及教徒，绝不能跪拜其他人神。由此对当年利玛窦为顺应中国国情，跪拜中国皇帝，不反对信徒供奉祖先与孔子牌位，并同时对其他神灵予以“包容”等做法非常恼火。因此多次命令中国传教士要遵从教廷指示，砸毁神佛，丢弃灵牌。有道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利玛窦并没买账。有些传教士虽然奉命照办，结果轻则被逐，重则丢命。汤若望、南怀仁等正是遵从利玛窦的教诲才在中国站住了脚跟。

到了十二世罗马教皇更是“左”得不可思议，居然给康熙皇帝下达指示，并责令康熙立法：严禁信徒拜神、拜祖、拜孔，当然也不准跪拜皇帝。康熙帝又好气又好笑，对使者表示：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可以禁止。伊不但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中国传教之人俱遵利玛窦规矩，历代皇帝深知有益无害，所以恩准，历有年所。若依教王之意，天主教在中国传不得，可将教士们带回西洋，愿意留京供职者可以自己修行，不愿留华者朕不勉强，可以全走，留华者不可传教！

教皇见信大怒，行文驳斥。几个回合下来，康熙帝不胜其烦，终于一七二一年作出“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决定，就这样，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徐日升四代传教士、一百多年的不懈努力，基本断送在新教皇的无知里。这就是中国天主教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

这场纷争与其说是礼仪之争，不如说是信仰选择之争。当郎世宁在宫廷画了六个年头时，这场争战终于爆发了。“不能为关怀尚未进入的未来世界而漠视现实世界”是皇上对这位年轻神父的人生抉择建议，而“万物各得其时”则是老庄思想通过康熙传达给了洋画师。这导致郎神父和留在钦天监工作的同道一样，尽管后来数次恳请皇上允许传教未果，但既然失去了传教的基本土壤，只得不期然放开了入华初衷，死心塌地继续着宫廷画师生涯。虽然以教皇之“左”扼杀了天主教在中国的蔓延脚步，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段风波间接成就了一代风格独到、引领清廷画坛风骚数十年的超级大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