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间，美龄再度到前线视察——三千五百公里，用了飞机、汽车、轿子、舢板和小马等“种种运输工具。每天都受到日本轰炸机投弹的威胁。好几次我必须躲到沟渠或洞穴，以免被以扫射公路上的人为乐的日本机枪手看见。”那一个月，她写信给埃玛说：“战争已在欧洲爆发，我们的赈济募款愈来愈难……目前我们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它或许会妨害到我们弹药的供给，但是我们相信已在规划中的、时机适当的大规模反攻，不会受到妨害。”埃玛对此却有睿智的回答：“毕竟欧洲离我们近得太多，我们许多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欧洲侨民。”

大约此时，日军派飞机轰炸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尤其是溪口的蒋家宅子。有一颗炸弹掉到院子，炸死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蒋经国在母亲坟前竖立的墓碑，刻着“血债血还”四个大字。四年后，负责此一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为蒋介石的母亲和元配扫墓，并派人送照片给蒋介石父子，但蒋氏父子对此一示好动作不为所动。

到了一九三九年，中日战争进入大致僵持不下的局面。日本的百万大军据守他们认为最具战略价值的地点（包括所有的港口和大城市），中国四百万部队则分布在内陆省份的重要城镇。一般都认为，蒋介石的政府一退到重庆山区，就很少和日本人作战，也不太协助沦陷区中国人——即使敌机空投携带鼠疫细菌的虫子到浙江，后来又试图以炭疽热、鼠疫、伤寒、霍乱等微生物侵扰中国人。农民饿肚子，各省县小官吏则任凭日军割宰，很容易被绑架、甚至动刑，直到他们向日本人招出金钱财货藏在哪里。《北华捷报》报道：“有些地区受害人被捆绑柱上，活活烤到皮肉和骨脱离为止。”可是，抗战进行到这时，委员长最关心的是两大宿敌的动向：一是汪精卫，一是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