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做过一天农民，因为父母是国家干部性质的医生，我也没做过一天知青，因为一九七八年取消知青下放政策时我才十四周岁多。半辈子过来，我在城里生活五分之四的时间，其他是少儿时间段，几乎与“文革”时段重叠，跟着父母从市医院下放到公社医院，就是在乡镇里生活，过的是不太安宁却衣食不愁的日子。期间，童年的我又被父亲从公社下放到生产队生活一年，在村子里过了一年食难果腹的农家日子。这个农家，就是我奶奶和三叔的家。

爷爷在县城里某个芝麻官的任上去世，不久“文革”爆发，三叔初中毕业无缘升读高中，跟着奶奶从县城里迁回祖地做起了村民。三叔年纪太小，奶奶年纪大了，他们吃惯了城里粮油本子上的口粮，想吃农家的饭却又做不了什么农活。全村一贫如洗，从泥坷垃里刨衣刨食的农家经常断炊，亏得我爷爷留下一点遗属补助费，二叔大学毕业后资助的一点生活费，加上我父亲时不时接济一点，奶奶和三叔在邻居亲戚的照应下，日子将就着过了下去。几年后三叔长成十七岁小伙子，做生产队会计，才算真正立了门户。

一九七年我到三叔家时还没读小学，跟在村邻孩子的后面连玩带学地做了一点农事，严格讲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碎事。在一年的农家生活中，我拿着篮子草钩，去收过割过的庄稼地里拣散落的麦穗豆粒，翻刨残剩的山芋花生；背着篓子镰刀，去村野里割猪草，拾柴草。在家门前的自留地里，我帮奶奶拔萝卜青菜，摘丝瓜葫芦。我还帮奶奶喂养家里的那位财神，一头嗷嗷叫的黑猪。我也会像黑猪那样嗷嗷叫，不是嘴里叫，是肚子里叫，直想去啃厨房里那玉米秸做成的锅盖。

等我回到公社医院宿舍的自己家时，父母没说我瘦了，都说我懂事不少能干不少。我在公社中心小学读五年级时，学校号召学生支农，光荣的任务是割草二百斤，拾粪一百二十斤，都是为了沤肥积肥。农家学生们不但满不在乎，还非常高兴，支农就是支援他们父母的农业生产啊。在公社各个机关单位院子生活的学生，都是吃国家商品粮而从不问农事的孩子，一时都犯难傻眼了，谁割过草啊，谁拾过粪——臭狗屎啊。我向家里报告了支农的事，很快得到了一副篮子镰刀、一副粪箕粪勺。

割草的难度对于我不算大，手掌磨出几个血泡后就完成任务了。拾粪的难度就大了，我哪会干这个啊。这个事情连农村的小孩都不太干，一般都是干不动重活的老农干的，他们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挎着粪箕在田野中转悠，拾粪回家做农肥。我实在找不到少年时拾粪的感觉了，姑且翻出电脑里的故事稿来回味一番：刘大汉把粪箕的弯把子挎上左肩，粪箕后框抵着左臀，粪勺柄夹在左胳膊里，粪勺搁在身后的粪箕边框上，他像首次出征的新兵，走进蒙蒙亮的麦地，黑棉鞋的轮胎皮鞋底下，发出残雪破碎的喳喳声。

刘大汉转悠了几里范围的麦地后，粪箕中有了一块黑色的干屎撅。这时天已大亮，他跨过一条水沟，穿过乱坟堆往回走，雪渣、烂泥和麦苗上的水珠沾着他的棉鞋，黄色的泥浆湿了鞋帮。

远处的麦田边多是不太高的槐树，披着白霜的农舍夹杂其间，炊烟在树梢上袅绕散开。他抬眼往南面望，那边是成片的砖头墙院，数医院的墙院最大里面的瓦房最多。医院后墙上刷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白字，东边隔条小巷是公社的后墙，刷着“七六粮食夺高产七七建成大寨县”。

前面有一只小花狗在低着屁股拉屎，拉完屎往东跑了。那泡狗屎趴在残雪上，像一颗青春骚动的心冒着热气，逗引着他的青睐，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走过去，将粪勺伸向这泡新鲜的狗屎。这时，一把缺了角的粪勺先伸了过来，与向下的新粪勺砍在一起。他抬头一看，是老红军雕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