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大爷用粪勺挖起狗屎，放进刘大汉的粪箕。他豁开牙齿说：

“大汉，拾粪和吃饭一样，要吃碗望锅，眼尖手快。拾粪还要用鼻子嗅，顺风嗅半里，顶风嗅百步，捡着这一泡，闻着那一泡。”

吃过早饭，刘大汉迫不及待地到自家的后院子里拉屎，蹲在地上使劲地想，如果一天能拉三次屎就好了。他挣扎着排尽肠子里的废物后，用粪勺挖起来放到粪箕里，然后背起书包去上学。

刘大汉响应槐树花中心小学支农积肥的号召，天天起大早拾粪，支援槐树花大队的农业生产。他每隔三天往槐树花大队部缴一次粪，大队部在他上学的半路旁，在二娘河大桥西头。

丁会计和一个社员在槐树花大队部收粪，在晒场边的大圆粪坑旁，那个社员用一杆大秤钩着粪箕的弯把子称重量，丁会计在旁边用小本子记账，打条子给缴粪的学生。农家学生拾的粪多，但是丁会计记重量时至少打八折。丁会计对那些农家学生说：

“你看你的粪连狗屎都不如，跟烂泥的颜色差不多，你到底搅进去多少烂泥，你看你的粪底下又垫了那么多的烂泥，还跟我吵，再跟我吵我不要你的粪了让你背回去喂狗。”

在槐树花中学读初一的倪老四神了，每天往槐树花大队部送满满一粪箕的粪，丁会计夸奖说倪老四你的粪成色好，黄灿灿的像黄金肥性十足，你的粪称多重就多重不打折。

背后，丁会计对刘大汉说：

“刘大汉，你不要死心眼，三天拾不了几斤粪，恐怕你把家里人拉的屎都算在里面了，你哪天才能完成一百二十斤的任务？倪老四的二百斤任务都快完成了，他的粪在哪里拾的？你想想看，他拾的都是人粪……”

第二天一大早，刘大汉挎着粪箕走进医院宿舍区的厕所，发现坑里的粪被人挖干净了，出厕所门时他碰到了医院的倪书记。

倪书记问他干什么？他回答说拉屎，顺口问候倪书记您吃过早饭了？倪书记没好气地说：

“废话！你拉屎挎着粪箕干什么？”

刘大汉回答说拉了屎后拾到粪箕里。倪书记问他粪箕里怎么没有你的屎？刘大汉回答说我还没吃早饭呢拉不出屎来。倪书记说：

“哼，小子，厕所的粪是公家的，不能偷！”

故事里的刘大汉，身后带着我十一周岁时的影子，他拾粪的情节，成为公社和村里的中小学生们共有的经验。县城以上学校的学生恐怕就没有这份机遇了。我胜利完成了拾粪任务，获得了学校颁发给我的第一张也是人生唯一的一张支农奖状。

读初一的盛夏时节，学校安排学生们去两个生产队上生产实践课——学农支农，帮社员——农民割麦子，那可是在烈日下的麦地里晒破皮累断腰的实践课。社员大叔们为我们挑来大木桶，里面盛着加足了糖精的开水，那个甜啊，超出了甜的限度带着苦尾，喝起来既解渴又涩喉。我弯腰挥镰割着麦子，惊动了蜗居在麦秆丛中的几只灰褐色小野兔，应该是一家子的兄弟姐妹兔。我丢下镰刀，追得它们四处逃窜，我扑倒在麦秆丛中抓到一只，它缩着脑袋蹲在我的手掌里，圆眼瞪我煞是迷人，乐得我忘了皮灼腰酸。

“文革”后我跟着父母返回城市。读高中时，已不兴学农支农，慢慢把那点农事给忘了。三十六年过去，谁若把麦苗和秧苗同时放到我面前，我未必能分清彼此，必然蜕化变质为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身体胖的三高一胖分子，愧对了我童年时的农事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