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轮船招商局一开始就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迎合的是发展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的趋势，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民族性。

筹国计必先顾商情

在自办轮船航运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盛宣怀力劝李鸿章让自己前去试一试。

李鸿章也的确有意让盛宣怀筹划创办轮船招商局，于是就命他起草一个轮船公司的章程。心中酝酿已久的想法能得到实现，盛宣怀再高兴不过了，他连夜伏案将已渐臻成熟的设想尽现于笔端，洋洋洒洒数千言。他在《上李傅相轮船章程?序言》中纵论当今大势：“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明确提出轮船航运非办不可，并主张官商合办，或者官督商办。

盛宣怀还表示要尽全力办好航运这件要政，并要“竭我生之精力，必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他想得很远：“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又说，“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这封信写得掏心掏肺，以传名百世来“激将”李鸿章，表示要将毕生之精力投入洋务大业。

盛宣怀精心研究了外国船运公司的章程和经营办法，构思了一份中国轮船公司的发展草案。中国的弊病，他看得很透了。像这类前人未做过，却有利可图的事情，没有官方背景是办不成的，因为民间商人力量太小。但他也指出：“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知其实有把握，不致废弛半途，办通之后，则兵艘商船并造，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务使利不外散，兵可自强。”这段精彩的理论，可算是把中国现实中官与商的相互关系说透了，尤其是他那把“顾商情”置于首要地位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在“官”的领导下，以“商”为主体去具体操办。只有这样，才能长久，才谈得上“筹国计”，也才能做到“利不外散，兵可自强”。这很像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在办近代企业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反映。然而，盛宣怀的“顾商情”的观点却是符合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要求的，它可能、甚至是必将发展到集商股以商办企业的轨道上来。

然而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官方许多大员对官督商办的方式均持怀疑态度，就连李鸿章的亲信，如天津海关道陈钦、天津河间兵备道丁寿昌，都主张采用朱其昂招徕商资归并商局公办的主张。

朱其昂，字云甫，上海宝山人，原是世世代代靠沙船运输的商人，后来花钱捐了个通判，升至候补知府，应当说他对运输是比较懂行的。他说：“现在官造轮船，并无商船可领，稔知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货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若由官设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朱其昂招徕依附于洋商名下的华商轮船股本是可取的，但归并官局的主张，显然与盛宣怀的意见是矛盾的。李鸿章为求稳妥，采纳了朱其昂的意见，于1872年8月委派朱其昂、朱其诏兄弟负责筹办轮船招商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