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父亲在香港为外国人当听差。唐廷枢在香港一家教会学堂接受了6年英化教育，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离校后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当过低级助手。1851年起在港英殖民政府当了7年翻译，与同在那里工作的李泰国相识。1861年后，唐廷枢任怡和洋行买办达10年之久，与洋行买办、华洋各商界、轮船航运公司等方面建立了广泛的网络关系。他除自办丝、茶、棉花等商号外，在保险行、洋行尤其是洋商轮船公司如公正、北清、华海等公司均有较多的投资，除自己的资本投入外，他还吸引了不少华股加入，俨然成为华股领袖。1870年前后，他还单独在香港租赁轮船两艘往返沪港两地。可见，唐廷枢既熟悉船务，又有广泛招徕资本的社会基础。与初出茅庐的盛宣怀比较，唐廷枢似乎更能胜任总办一职。

盛宣怀不情愿当会办这个“牛后”，而李鸿章偏偏要他当这个重要的“牛后”。于是有了这样的分工：唐廷枢、徐润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各务，代表商方；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主管漕运事宜，代表官方；而盛宣怀的地位非常微妙，要兼管漕运和揽载二事，等于兼了“官”、“商”两个方面的角色，说具体也具体，说架空也架空，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但又有点尴尬的位置。李鸿章老谋深算，目的是要通过他察看和掌握轮船招商局的一切。盛宣怀毕竟不是小肚鸡肠之人，还是走马上任了，后来果真开创了响当当的局面。

轮船招商局新一任领导班子正式成立后，唐廷枢随即新订《轮船招商局章程》共14条。唐廷枢主张商办，他的章程却与盛宣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唐廷枢倾向由参股的商人推举主事者，盛宣怀则强调由官员主持其事；唐廷枢强调商总为总局主政，不需政府添派委员，按商业原则办事，而盛宣怀则强调总办要联络官商，要与官方权要机关和人物联络好关系。

凭借唐廷枢在商界的影响力，招商局资金匮乏的局面瞬间改观了，从不足20万两白银一跃而为100万两白银，其中徐润一个人就投资24万两白银。唐廷枢与盛宣怀相比较，唐更多地强调商的利益，而盛则更强调公私合营，即官督商办。这在轮船招商局初办之时还看不出多大优势，然而时间一长，尤其是面对外商的激烈竞争时，官的力量就成了可靠的后盾。在这一事关前途的大政方针上，盛宣怀绝不是一般商人能望其项背的。

1873年年底，轮船招商局已经开设了天津、汉口、长崎等19个分局，局里的伊敦轮已能驶往日本长崎、神户、菲律宾、吕宋岛等地了。1874年7月，招商局公布了第一届账目，盈余2100两白银。1875年7月第二届结算时，已能结余2.4万两白银，首次分发花红6700余两白银。全局上下皆大欢喜。

1875年秋天，盛宣怀奉命督办湖北煤铁局，暂时离开了轮船招商局。奇怪的是，盛宣怀离开的第二年（1876年7月）结算账目时，轮船招商局居然亏损3.5万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