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快刀斩旗昌

盛宣怀虽然只是轮船招商局的会办，而且平时在天津当差和经常去湖北、山东等地勘矿，对具体局务插手不多，但由于他兼管漕运、揽载二事，官、商兼有的特殊身份，加上他坚持以资本主义的营利原则办企业，因此大事情还是过问的。收购美国旗昌公司的行动，盛宣怀也是主要策划者之一。

轮船招商局公开打出与洋行争利的旗号，就势必引起洋行的忌恨，尤其是招商局依靠官方背景把漕运生意又抓了回去，挖了他们一大块肉，洋行自此非要置轮船招商局于死地不可了。

轮船招商局开办两年，轮船已达16艘，规模日渐恢弘。为了抵制招商局，原来在华的外资轮船公司如旗昌、怡和、太古等将各地运价一律降低四成和五成，有些航线的运价甚至削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一（如上海至宁波线运价由每吨2.5元减为0.5元），招商局只能奉陪。这种方式的确给招商局带来很大的威胁，亏耗日益严重。然而盛宣怀认为，这种局面是暂时的，只要熬过难关，局面就会打开。

清廷认为招商局关系商务，不可半途而废，否则“致为外人耻笑，并堕其得专中国利权之计”（李鸿章《论维持招商局》），于是从各方面给招商局以扶助。一是在官方贷款上采取优惠政策，二是通过加拨漕粮、承运官物来增加招商局与洋商竞争的力量。李鸿章《海运官物统归商局片》规定：“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统归局船照章承运。”三是准令华商轮船在沿江沿海及内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贸易，以扩大招商局的营业范围。

在清廷的扶助和华商的支持下，轮船招商局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压力，通盘下来，尚有七厘之利；而外资轮船公司在削价中“意在陷人，不遑自顾”（《清季外交史料》第8卷），获得的利润十分微薄甚至没有。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独占外资在华营业鳌头十余年，也在与招商局的竞争中亏本不少。一年的降价战非但没有挤垮招商局，反而使他们自己丧失了原有的优势，从此一蹶不振，难以维持。此时，美国内战以后出现的经济繁荣，使旗昌产生了转移投资的想法。于是，1876年8月旗昌轮船公司就故意放出风声，愿意以白银260万两左右的代价出让它所拥有的轮船、码头、栈房等全部财产。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高度一致地向李鸿章建议吞并旗昌。当时李鸿章以巨款难筹，踌躇未许。

唐、徐从事买办多年，与旗昌这样庞大的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徐润更是旗昌轮船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这使他们能够事先获知外国轮船公司的动向。1877年年初，旗昌通过瑞生洋行的经理卜加士达向徐润示意，以经理人即将更调，时机匆促为理由，力求早日成交。旗昌轮船公司之所以倾向与招商局达成交易，是因为旗昌以旧式木轮船为主体的船队已经过时，对于拥有新式铁轮船的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缺乏吸引力，难以获得高价，而迫切希望减少一个劲敌的招商局购买旗昌的意愿显然更加强烈。旗昌充分利用这一弱点，加上徐润、唐廷枢等人的关系，最终将全部财产卖出了220万两白银的高价。

要吃掉旗昌，最现实的自然是钞票问题。招商局在价格战中只获得七厘赚头，开办才几年，哪里去弄200万两银子？议买旗昌船产时，总办唐廷枢在福州，盛宣怀在湖北武穴，仅徐润在上海主持日常工作，他一方面电请唐氏速归上海，一方面亲自去湖北武穴，找正在勘矿的盛宣怀。盛宣怀则直接报告李鸿章，想请中央帮助筹款。李鸿章认为，如能将旗昌一举拿下，当然是再好不过。至于筹款问题，可找地方政府、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协商解决。

盛宣怀要的就是这句话。本来也没指望中央能出钱，当年创办招商局的时候，中央不过出资20万两，200万两自然是天方夜谭。盛宣怀要的仅仅是尚方宝剑，你叫我去找谁，我就奉命找去，扛着李中堂的大牌子，还愁他不肯拿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