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山东、金州矿务

盛宣怀虽没有亲自办理长乐、鹤峰两地铜铅矿，却把自己的办矿理念用在了亲手创办的山东和辽宁金州等矿的开采上。当时，中国边疆不稳，社会动荡不安，列强侵略日深，封建压迫日重，金属矿业的情形是暴起暴落，但盛宣怀仍然全力以赴。

1882年，盛宣怀率领矿师池贞铨等到山东登州勘察金属矿藏，又奉命到辽宁金州勘察煤铁矿。当时盛宣怀还负责津沪电线架线事宜，直至1883年春才开始购办探扦的机器。盛宣怀一面聘请英国矿师马利生，一面派向来办矿务的冯颂南、张逸卿、池贞铨、林日章等人从烟台驰往骆马山勘察。勘测后发现铁矿最好的是苏家屯，煤矿最好的是茶叶沟，铅矿以登州为最。此时盛宣怀忙于闽浙电线分头开工，又奉命与英商大东电报公司交涉，分不开身，另派了上海电报学堂毕业生姚岳崧会同冯庆镛坐办金州矿务。郑观应等绅商积极认股，其他商人也踊跃争先，20多万两资金不数日就顺利集成。

然而问题又出现了。矿务勘测确定金州苏家屯铁矿铁质极佳，储量也极为丰富，为中国罕见之矿，但骆马山煤质远不如鸭绿江所产。矿师提议运鸭绿江之煤就苏家屯之铁，盛宣怀提出运苏家屯之铁就开平之煤，这两种方式均未得同意。这时正赶上盛宣怀办理的闽浙电线需要大量资金，集资相当困难，于是他就把金州十几万两的矿股移于电线，改为电股。为此盛宣怀受到政府弹劾，并受到降级调用处分。

清廷责成曾国荃来查处，曾国荃在《查覆盛宣怀处分疏》中评价道：“盛宣怀禀办苏浙闽粤省电线，系为抵制洋线侵入各口，以保自主利权起见。”因官款缺乏、商股观望，只得暂挪金州矿款以应急需，于国有利。另外，当时金州矿务处于搁浅状态，而沿海各省及长江电线系已成之局，以矿易电，股本无虑亏耗，是有利于股民的。再有，更值海疆戒严，而电线有关军务，比矿务更为紧急。盛“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粤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尤大”。曾国荃的这番评价使盛宣怀免受了降调处分，也可称得上客观公正。从后效来看，移矿股于电线无论是对军事大局还是对商民都是有所裨益的，盛宣怀办事的灵活性和非同常人的魄力显露无遗。

矿股事件过后，盛宣怀近8年的办矿活动也暂告一段落。20多岁就开始关注煤矿的盛宣怀于1875年被委任办理湖北矿务以来，备尝艰辛，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更多的是失败的痛苦。近代煤铁矿事业发展受挫，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事者盛宣怀本人后来在不同场合进行过不同的解释，包括交通不便、运道艰难、经费不足、风气未开等因素。今人更是见仁见智，有的认为是管理体制——官办或官督商办存在严重的弊端，及主事者不曾处理好错综复杂的官商关系；有的指出“在矿址的选择上缺少科学性”；还有的认为乃所聘“矿师不佳，浪费资金”，“经营活动偏离办矿宗旨”等因素导致了湖北煤铁矿的停办等。

不管怎样，盛宣怀所做的开创性努力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大局的。无论是从振兴实业和军事工业以抵御外侮的本意来说，还是从办矿过程中积极努力的态度来说，盛宣怀的早期矿务活动都应该获得充分的肯定。长达8年的早期矿业活动也给了盛宣怀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让他摸索出了办矿的一般规律，并由外行逐渐转为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