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电报公司侦知清政府设置台闽电报的计划，要求承办福州至厦门间的电报陆线，结果引发合约纠纷。1876年2月，丁日昌就任福建巡抚，毅然决定改将电线器物买回，用经济上的损失换来了陆线自主权。丁日昌不雇用外人，起用通晓电讯技艺的中国学生为技术骨干，于1877年9月5日将旗后-台湾府-安平的95华里电报线路架设完毕，10月开报营业。只是这段线路的开通没有在全国发生影响。中国电报业的迅速拓展是由李鸿章倡导发动起来的。

1879年3月，日本侵吞琉球，中日交涉又起，海防吃紧。出于军事指挥的急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深感兴办电报的紧迫性。他认识到铁路、电报及许多外国的发明的优越性，主张尽量避开外国实力、不依赖外国人将这些技术引入到中国。此时举国上下备战呼声十分强烈，李鸿章未经清廷允许，由天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协助，在大沽炮台和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长约40英里的军用电报线。这是继台湾电报线之后，中国兴办的又一条电报线，大大增加了李鸿章与炮台之间的通讯便利，“号令各营，顷刻响应”。李鸿章深感电报的益处，即上奏朝廷，完全以军事防务之需为出发点，叙述电报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比起车马驿处，电报传递军情要快捷便利许多，有益于清王朝极快掌握外国军情，相机调援，加强防务。况且俄国、日本均早已设立海陆电报线，消息传递极为灵便，从俄国往上海发电报只需一日，而上海至京城走海路可达六七日，如遇船只不通则可达十日，有无电报的利害判若径庭。从这封陈奏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窥见李鸿章筹划在中国自办电报的意图。

19世纪中叶后，除了军事上，经济发展也使电报成为必需。洋务派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民用企业，民间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出现。要准确了解市场行情信息，增强民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洋人分利，就必需电报这一新式通讯工具。正如郑观应《论电报》所说：“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往，而有者常赢，强富之功基于此矣。”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已经了解了发展电报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果自己不办，外国资本主义必定会乘虚而入，一直想在中国发展电报业务的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必将进一步侵犯我电线利权。因此，只有中国自己架设电线，才能“藉收自主之权利，以杜洋人之觊觎”。

无论是军事防务的必需，还是经济发展的需求，或是防止外国侵犯电线利权，创办电报都已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就在李鸿章悄悄计划建立电报线的同时，上海另一位大商人胡雪岩和他的后台左宗棠也有了这个念头。左宗棠被朝廷委任为两江总督，即将赴任时，胡雪岩乘机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压一压他的气焰也好。”胡雪岩接着解释了电报的作用，指出电报对于军事和经济的益处。

左宗棠于是急忙上奏，提出开设电报以通商救国。李鸿章得知左宗棠捷足先登，十分生气。盛宣怀宽慰说，慈禧对自办电报一直犹豫不定，一些王公大臣和各地巡抚也都表示电报必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左宗棠的上奏会令大家把反对的矛头对准他，而自己这一方正好趁此机会多做准备工作，争取慈禧同意后，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架成电报线，岂不更好？正如盛宣怀所料，大臣们为办电报的事争持不下，最后慈禧太后决定从长计议。左宗棠只得两手空空地南下两江，胡雪岩也只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其他的生意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