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

2012年7月31日，在北戴河，我接到一个消息灵通朋友的电话，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徐贵祥要到军艺文学系了。我说，不可能吧，徐贵祥好不容易才当上专业作家，怎么可能来蹚文学系这道“浑水”呢？况且他已经53岁“高龄”了。朋友一本正经地跟我说，院首长已经跟徐贵祥谈过话了，先调过来过渡几个月，接任文学系主任。我听了朋友言之凿凿的话半信半疑。

但是，对于多灾多难的文学系来说，这可是个重大的消息，这消息像一枚炸弹，立即在我心头引燃。我的心情实在不能平静，原因是文学系自2000年招收本科学员以来，12年间换了7位系主任。这让我想起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詹姆斯·谢里登在一篇文章中描述的有关中国“军阀混战”的情况，他说1912年至1928年的“在军阀时期的16年中，北京的全国性政府令人手足无措地变动无常。７个人当过总统或国家首脑。其中１人是２次，实际上等于8个国家首脑。”

军艺文学系的12年与“军阀混战时期”的民国的16年何其相似：我们同样有7位先后任职的系主任，我们同样有一位主任“二进宫”，我们与民国的16年间动荡的政权情况不同的是，我们更严重——其中有近两年的时间居然没有主任。在这7位轮流任职的主任中，平均不到两年就换一届，其中有的任职还不到一年就升职走了，长的不到两年。

频繁地更换主任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动荡。

我记忆当中，12年间我干得最多的文字工作不是设计创作教学，而是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消耗在了不断修订所谓的“五案”上，一遍遍一次次，没完没了，没头没尾。而实际上这些“五案”与教学现实毫无干系，写得越多越细越与实际上课的内容无关。因为，我们清醒地知道，虽然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我们自己必须稳住阵脚，对自己的良知、对学员的未来负责。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个曾经辉煌灿烂、名家辈出的“军队作家的黄埔”、“军队作家的摇篮”、令人仰止的文学殿堂居然呈现出风雨飘摇、衰败破落之色，实在让人心痛。哪个愿意看着这片肥沃的、曾经并且还会高产出作家的文学田野荒废掉呢？

就在2012年5月，也就是我们得到徐贵祥将到文学系任职的消息之前三个月，我们尊敬的院长上任了。她上任后大兴调研之风，她到文学系调研时让我谈文学系现状与想法，在谈了许多情况后我有些激动，眼含热泪地对她说，院长你知道吗，文学系再这样折腾下去就完了！我们不希望它完！

我想，徐贵祥的到任可能与那次谈话有关。因为作为我们好朋友的、其实是一位品学兼优的那位后勤领导被动地调到文学系当主任才不到一年，徐贵祥便来了。

之前，某位院领导也曾找我个别私下谈话，问我愿不愿意担纲文学系。他说我的年龄、经验和能力都该是“上道”“篡位”的时候了。那时，我笑了笑，非常平淡地对他说，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干具体实际事情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我没有能力收拾文学系这个烂摊子。我还笑着跟那位领导说，我是一个等待辅佐明主的臣子，怎可自己上台？我们哈哈大笑，谈话也就此结束。

这恰好是我到北戴河疗养之前的事，也就是2012年7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