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公司，是我和陈总两个人的，百分之六十的股份是他的，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是我的，我们本来做得好好的，一个新的楼盘眼看要动工了，某一天傍晚，三个警察来到公司，神神秘秘地说，请陈总跟他们走一趟，第二天早晨我接到陈总电话，说他在市区的某个五星级宾馆里，让我马上过去，我放下电话立即赶到宾馆，敲开房间，看见先前那三个警察和他都在房间里，透出一种好生奇怪的氛围，他向他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副总，巴兰兰。”那三个人倒是和和气气的，有一个还冲我微微一笑。陈总看上去也是衣冠整齐，平静如常，和平时在办公室没两样，还慢条斯理地给我倒了茶，说：“先喝点茶。”就好像那三个人高马大的警察并不存在，我准备喝茶的时候，他盯着我的眼睛问我：“咱们账上那一千万还在不在？”我立即答：“还剩……五百万。”事后陈总很佩服我的反应——我知道我们账上至少还有一千六百万，陈总比我更清楚，可是他却说“一千万”，显然在暗示我什么，我心领神会，而且迅速做出了合理推测：我们遇到大麻烦了，他所说的一千万，可能是人家提出的赎金数，甚至更可能是，赎金的数字大得多，陈总只承认公司帐上只有一千万，主动讲出来是为了避免我说错。事实证明我的猜测完全正确。对我笑过的那个警察说：“五百万？那可能……还得公事公办。”我一听心里一惊，我明白任何一家公司都经不起“公事公办”，真的到了“公事公办”那一步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弄不好会落个人财两失。不过我一点都没有慌乱，我从他们的口气里判断出，他们其实不想“公事公办”，那样，他们自己捞不到任何好处，就算我们的钱全是不法所得全是黑钱，也进不了他们的口袋。我用试探的口气问陈总：“需要我去借钱吗？”陈总说：“不用了，大不了蹲几年监狱。”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口气变硬了，说：“真的？你想蹲监狱？那我回去给领导汇报！”接着又漠然地对我说：“巴总，你可以走了。”我看了陈总一眼，他暗示我可以离开。我出来后，便和小蒋十万火急地分头从几家银行提出账上的大部分现金，只留下不到六百万。不敢转帐，一转账就暴露资金流向了。接下来，连续三天没有陈总的任何消息。他的电话也始终打不通。第四天早晨陈总终于来了电话，直接在电话里吩咐我：“你想办法再借五百万，凑够一千万现金，给我送过来。”下午，我用密码箱提着一百万到了酒店，还是那间房子，还是那三个警察，我把沉甸甸的密码箱交给陈总，说：“这是一百万，其余的在车里。”陈总把箱子转给为首的那个警察，对方打开看了一眼，示意下楼，下楼后把另外九百万转入他们的车里，为首的警察对我们说：“你们可以走了。”陈总问：“有没有释放证？”那个警察说：“这儿是五星级酒店，不是监狱。”陈总说：“那好，我们走了，谢谢你们！”我们默默地离开酒店，一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说，到了我的住处，陈总才说：“兰兰，实话告诉你，一千万其实是零头，没经你同意，我已经把整个公司让出去了。”我很生气，大喊：“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有我百分之四十股权在里面！”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问：“到底为什么？”他淡淡地说：“背后有人，我们绝对惹不起的一个人。”我说：“我不服，我去北京找人！”他笑了，说：“咱们还剩区区六百万，够去北京找谁？”我跺着脚说：“咱们都把房子抵押了，去贷款！”他大声说：“别那么冲动，再说我也不想干了，那六百万咱们一人一半，我打算出国，你干脆回K 省另谋发展，我有强烈的预感，我们如果继续呆在海南，凶多吉少，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我问：“会怎么样？他们难道还不满足？”陈总说：“他们担心我们说出去，所以，会在适当的时候除掉我们！”我一听，全身一下子软了，我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奋斗了五年的海南，可是，我深信陈总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我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