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父亲意外病故。过了一年，母亲也跟走了。是哥哥供他上完大学最后两年的——哥哥肯定是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他在D 市上大学的时候，哥哥就在D 市火车站斜对面的一座大楼里打工，哥哥住在那座大楼的地下室，大楼的主体工程已经结束，只剩下内外粉刷，哥哥那伙人基本上是一个村子的，负责内粉，哥哥是大工，被一群小工们尊敬地称为“华师”，大工一天挣二十，小工一天挣十块，哥哥每个月能够净落四五百块，当时，他几乎认为哥哥是一个富翁，每个星期他都要来看一趟，在地下室里和一帮满身臭味的乡党们挤一晚上，被子和褥子湿得几乎能捏出水，回到学生宿舍，同学们都能从他身上闻到某种“从地狱里带回来”的味道。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哥哥成为那一伙人的小头目，也就是说，成了最小的包工头，每年的收入，可以拿到两三万。如能拿全，会是四五万。为什么拿不全？是因为，大大小小的包工头都一样，都会故意扣下一部分的。有一年，哥哥拿到手的不是钱，而是一卡车旧沙发、旧桌子、旧电视什么的，一看就知道是城里人淘汰下来的，如今却顶了一年的辛苦钱。有一年情况稍好，哥哥虽然没有拿到钱，顶钱的却不是旧货，而是两卡车化肥，贱卖之后，发完工资，自己还落了两三万。眼下，哥哥仍然是一个小包工头，他估计，哥哥目前的存款可能超过十万，还不包括借给他的三万——他和另一个同事争着当学生科科长的时候，用过哥哥的三万元。

有没有阶级？当然有！绝对有！对着新展展的一百万人民币，华山自问自答。他是学化学的，不懂政治，但是，今天他觉得他看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核，那就是：阶级永不可消除，只要人类存在，阶级就存在，毫无疑问，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以阶级的方式存在的。华尔街的资本家和车间里的小工人不可能是同一个阶级。开发商和农民工不可能是同一个阶级。市长和市民不可能是同一个阶级。一百万和十万也不是同一个阶级。巴兰兰和华山可以在一起做爱，但不是同一个阶级。就连哥哥，一个最小的包工头，和他手下的一伙乡党，同样不是一个阶级。他还记得，有一年春节，几个小伙子等到过年还没拿到自己的工钱，就干脆睡在哥哥家，用“最农民的方式”向包工头示威。

什么是“最农民的方式”？

就是最不要脸的方式。

没有谁天生不要脸，逼急了，没法子过年了，只好连脸都不要了。当“脸”成为仅剩的东西，“不要脸”就变得极其简单了。

我该怎么办？

我和巴兰兰结婚，算不算不要脸？

他一时难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