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那会儿，有一个姓屈的英文老师。面对同学在课堂上睡觉这种事儿，他从不气恼，更不会脸红。相反，他会放下书，坐下来跟我们聊他的青春。他总说：“我提倡你们做白日梦，因为只有先有了这个白日梦，你们才会有动力去把它变成真的。”说完他会拿出一台录音机，塞进去一盘磁带，给我们放歌听。

朴树的歌总是那么好听，我最爱的是《白桦林》。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趴在书桌上，眼睛看向窗外操场上的合欢树，风吹起来时，叶子与叶子热烈相拥，阳光也不显得刺眼。我还记得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在操场上奔跑的样子，女生与女生拉着手偶尔挽起鬓边的发，一切都美得如同幻境……在十年后的这个冬天，我突然想起这些画面，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知道，在单薄的青春里，能够支撑我们的，总是这样那样的幻想，白日梦显得尤为重要。

那时候，我的梦想朴实又现实，我想做一名语文老师，或是当个作家，直至我离开那个小城。后来的这些年，我在这座城又或是那座城满眼看到的都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再也没有看到过合欢树，也甚至再也没有听到过朴树的声音。人们总聊金钱多过于梦想，梦想变得遥不可及。

二〇〇七年，是我的幸运年。我离开工厂，开始给纸媒写稿。

也是这一年，我认识了安小漠。我们都热爱写作。在很多个深夜，一起在网上聊天，互相聊写作。从一个个深夜，到一个个天明。早些年的文字是跳跃在指间的焰火，让人着迷，让人惶恐。迷人的是，它们从指间流淌而出，遵从于心；惶恐的是，那些印在纸上的字，字字剜心。

我一直都相信因缘，对世间所有相遇都深信不疑。就好像六年后的今日，我与安小漠两人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内，两人都没有过多的惊讶，仿佛一早就知道会发生一般。

六年后的安小漠，与六年前的安小漠没有什么不同。她还是那个活在梦中的少女，为梦想而活，为最初的爱而活着。

二〇一三年八月，我在为手头上做的一本书拍摄一个短片。聊的话题很粉红、很少女，当时我在旁边坐着，听她讲十七岁的故事。那会儿天很热，阳光热烈，窗外的蝉鸣没完没了，跟十七岁时没什么两样。中间我好几次很恍惚，以为坐在对面的那个人就是我。

那个说话颤抖，满怀一腔孤勇的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可不就是我吗？可惜，我们都没有那么勇敢。唯一做过最为勇敢的，就是在正当年纪毫无指望地爱上一个不会在一起的人。

有天晚上，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去吃饭。在烧烤店里，坐在隔壁桌的女生一直在喝酒，期间跟坐在对面的男生哭诉：“我为什么总是这么痛苦？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她没少流泪，坐在对面的男生除了沉默着挠头，再也没有别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