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处如此，吃饭更成问题，我对于炊事本来就是外行，而这里既无烹调设备，我也没有烧饭时间，所以只好在外面小馆子包饭。谁知我这个人不怕吃苦，虽然住惯了水晶宫，也可以住草房，我这个肚子却不争气，对校外馆子的油腻与苍蝇竟不能妥协，结果从第二天开始就闹肚子，一天厉害一天，一个星期下来已经是有气无力难以支撑了。进城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开肠胃消炎片，但那时的消炎片是最新最贵的药品，那是从昆明走私进来的，没有办法的人很难买到。我好不容易托朋友买到几颗，把病治好，但不到几天又犯了，只好又想法子买药。就这样治好了又病，病了又找药，日子就在这半病半好的状态下过下来，两个月以后已经被折磨得两眼深陷，面无血色，体重减轻了二十磅（约九公斤）。同事们看见我这个样子，都说是因为我刚回来水土不服的缘故，但我自己知道如果吃饭问题不改善我的病是不会根治的。凑巧有一天在校门口碰见谢师母，她看见我那憔悴的样子吃了一惊，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消瘦。我就把过去两个月的情形告诉她。她听了之后，半晌不语，后来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对我说：“我看你就在我家吃饭好了，我们的菜虽不好，但总比外面包的伙食要干净。”谢师母的盛意使我深受感动，但是我知道她家的经济情形并不好，这么一大家人，就靠老师的微薄薪金过日子，维持自己一家人已经不容易，怎么还能加上个食客呢？所以当时就回答她说：“谢谢师母的好意，我最近已经好了，我想这么久的日子下来肚子已经可以适应了，请师母放心。”她当时没有再说什么，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小妹却来叫我了。我告诉她我已经吃过饭了，请她回去谢谢妈妈。可是她说什么也不肯走。她说如果我不跟她一同去，她就不回去吃饭了。我实在拗她不过，只好跟着她去。从此我就在谢老师家搭伙，而我的肠胃病也就好了。

生活如此，工作也不轻松，本来专任教授的授课时间，每星期九小时也够了的，不幸有一位教高年级孙中山思想的教授临时离去了，学校一时请不到接替的，谢老师就要我多教一班。我因师命难违，只好答应下来，于是每星期一、三、五三天每天要教四小时的课，而四门功课每门都得准备，因此，除了授课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看参考书，编讲义，几乎天天要忙到深夜。以前在美国时埋怨功课太忙，如今做了老师才知道教书更忙。这一段时间，对我的体力、心智都是一种艰苦的考验。但我所遭遇的还不止此。这时的时局也很紧张，本来敌人在我国战场上的泥足已愈陷愈深，同时在海上的情况也很糟，他们的海军力量已几乎给美国海军整个摧毁，在东南亚各地，他们也在节节后退中，但那些执迷不悟的日本军阀却仍不知死期已近，为了挽救面子，竟不顾一切地想在我国战场上做孤注之一掷，在西北、西南都展开了困兽之斗。十月、十一月之间西北各线战事都很激烈，南兄坐镇前方亲自指挥所部力战，常常几夜无眠，因此我们之间的音讯也少通问，为了他我内心更是惶急不安。

另外，在西南方面，敌人也很凶猛，打昆明，攻贵阳，最后竟占领了独山，直接威胁陪都重庆，造成八年来最危险的局面。我虽安居后方，心里也很着急，我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如果国家完了，就什么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