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日子，南兄曾经和我约定，最迟在十一月中旬，他一定会来成都看我的，结果他无法抽身，于十一月二十号给我一封明码电报，上面说：“某日两函均悉，战事紧急，一时未克抽身，万希原谅。一待胜利，即当前来奉候。”两天以后，又不知托什么人送来一束鲜花和一对钢笔，在钢笔盒里附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千言万语都让它代我诉说。敬祝愉快。”

对他的不能践约，我无怨言，他这种百忙中所表达的关怀更使我感动，但我内心的郁闷并没有因这一束鲜花和一张便条而消解。命运之神所加于我的阻难真是特别多，爱情的滋味本来不完全是甘美的，但像我所尝到的这样苦涩恐怕也很少见。

幸好到了十二月一切情况就慢慢地好转了，十二月初旬独山收复，西南局势逐渐稳定，西北各线的敌人也前后被击退，河防已无问题，至此举国上下的心情才略为轻松；到了那年的寒假，最黑暗的时期总算过去了。

在农历年年前的一个严寒的日子，南兄终于到成都来了，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和他在成都见面。这次，我的身份已经由学生升为老师，他来草堂寺可以不必经过门房而直接来敲我的房门了。那天因为天气太冷，我的房里又没有生火，冷气从四面八方袭来，我坐在那里看书越看越冷，后来实在受不了就索性把棉被拉开来，坐在被窝里去看书。当我正感到四肢慢慢暖和，可以全神贯注在书本上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那时是寒假期间，学生都已回去，我还以为是谢家的大孩子来叫我去吃饭，就懒得下床，对着门大声地叫着说：“是大经吗？门没有关上，你进来好了。”

于是“砰”的一声，门被推开了，笑嘻嘻地站在门外的，不是大经而是我那日夜怀念的军人。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装——那件好像永远都不会破旧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束蜡梅，门一打开香气就往我的鼻孔直钻。我抬头一看是他，一下子变呆了，竟忘记了下床迎接。他看我坐着没有动静，笑着问我说：“我可以进来吗？”经他这一问，我才如梦初醒，口里回答：“当然可以。”两只脚才慌忙踏下地来。

我问他怎么会忽然跑来的。他说因为一连熬了几天夜，火气上来，整口牙齿都肿了，特别请假来医牙的。我一听不禁笑着说：“原来又是来医牙的！我真高兴你的牙病又发了。希望你以后多病几次牙，以便我能常常看到你。”他也笑着说：“好狠心的小姐，你这不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吗？”我回答说：“当然，人是自私的，你不痛苦我就痛苦了呵！”听我这么一说，他赶快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说真的，霞，我真是对你不起，你能够原谅我吗？”

“不原谅你我又能怎样？可是你要我原谅你多久呢？”

他半晌无言，我也不再说什么。

这次，他在成都住了一星期。

他离去之后，过了年我就搬到华西坝去住了。原来在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金大的柯教务长来草堂寺看我，约我到金大去任教。我对他说我是光华毕业的，不好意思辞掉此地的教职去别的学校任教。他说我可以不必辞，两边兼顾好了。起初我觉得不大好。等到向别人一打听，才知在那个时候几乎每个教授都是同时兼任几个学校的教职的，愈是名教授兼得越多。一个人同时兼几个学校的课自然是很辛苦，但主要的原因是那时的大学教授待遇很差，只教一个学校，收入不够养家。记得当我拿到第一个月薪金时，我把全部的钱寄去重庆请绮嫂替我做几件蓝布衫。半个月后她寄来两件蓝布衫和一封信，信上说：“你寄来的钱刚好够买一件蓝布料子，另外一件是我以前存的，至于工钱为数不多，我替你代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