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我三岁时，祖父去世了。那天晚上，父母带着我和其他一些人去东山浸会医院，隐隐约约记得祖父躺在床上。护士忙进忙出，把酒精倒进脸盘里，然后点上火、摇几下，大概是在消毒。当时我还不懂事，只是觉得有趣。关于祖父的事都是我长大以后听大人们说的，不过并没在意，只知道他叫黄在东，贫民出身，受西洋传教士影响，是当地第一批教民，现在广西梧州祠堂里还有他的牌位。本来我的父亲有许多兄弟姊妹，但都散失了，后来再没有联系上。

　　我对祖母的印象要多一些，三岁以前是她抱着我长大的，我叫她“阿妹”，她叫我“飞立仔"。她是个典型的旧中国家庭妇女，有多高的文化水平我不知道，但非常善良，也非常疼我，每天不是给我讲故事，就是教我唱歌、讲顺口溜。比如有①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一首“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很长很长，现在我还能一字不漏背下来。记得最后一句：“……箩盖圆，买只船；船沉底，浸死两个番鬼仔，一个浮头，一个沉底。"“番鬼" 就是指洋人，那时候我们受列强侵略，这首顺口溜的最后不忘添上一句咒他们。还有那首很有名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这首歌当时很流行，那一辈的人都会唱，也是祖母教我的。

　　在我四五岁时，祖母去世了。那时我依然不懂，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记得是另外一个人抱着我，我一边吃着糖果，一边看送葬的队伍，父母也在其中。

　　1 9 1 7 年，我出生在广州番禺。其实应该说，我是广西的血统，并且是壮族。但是在旧社会，少数民族受歧视，所以我家从父亲那一辈起落址广东，出来以后不敢说 自己是壮族，就都算是汉族了。

　　民国以前，父亲想考秀才，他对古文、历史以及清朝里的一些事都非常熟，可是不久辛亥革命开始了，并没有考成。父亲也是信教的，为此结识了孙中山周围的一些人，做过外交部长伍廷芳的秘书。所以家里有过一张孙中山就职的相片，后来兵荒马乱的，搬几次家就没有了。

　　那时候的政治很乱，父母亲的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常常在饭桌上谈许多事情，像蒋介石、孙中山、邓演达、廖仲恺等等这些名字，我都是听熟了的。有一次听他们说，某某专员在火车站被人行刺，但是没有打中，就逃到车站办公的地方临时避一下，结果走的时候，把公家柜子里的钱都拿跑了。政局里的这些故事很多，所以父亲不喜欢做官，总在家里唠叨，说：“政治是肮脏的东西。’后来他辞去政府的工作，做了广东、广西两省浸信会联合会的总干事。

　　我的母亲正相反，她是封建大家族出身，祖辈在宁波。我的曾曾外祖父是个钦差大臣，做过清朝驻广州的盐运使，那是个肥差，所以很有钱。后来广州有两个出名的百万富豪，其中的“王百万’指的就是我曾外祖父，据母亲说，她小时候用的杯子、吃饭的碗都是金做的。但是到我外祖父的时候败家了，因为赌钱。曾经有一次，他一个晚上就把广州整整一条街给输掉了——叫高第街，专门做鞋子生意的，现在也很有名，结果一个晚上就归别人了。所以从我外祖父起，就破落了。

　　我的母亲思想比较开放，给自己放了大脚，而且从家庭里出走，到上海给一个医生做帮手，学了一点西医。但那个医生对她剥削得厉害，于是她又出走，到 Et本学医，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些人。原来她叫王素波，留学时受新思想的影响，给自己改了名字，叫王翰芙，取“汉虎" 的谐音。回国后，母亲大概是在教会里和父亲认识的，后来在培正女子小学做教务主任，也教过家政课。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小孩，上面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那时候广州有好几个教会学校，比如培正、培英。我上的是培正小学，校歌现在还记得：“培正培正何光荣，教育生涯惨淡营，培后进兮其素志，正轨道兮树风声，……" 另外还有培道女中、真光女中、协和女师等等女校，当时都很有名。解放后，培正、培道改成了广州市第七中学，培英改成第八中学，直到 80 年代恢复了一些校名，其他的大概就没有了。

　　1927 年我十岁，母亲因为和合监意见不合，辞职不干了，带我二姐先去了上海。一年以后，父亲和我们几个小孩也过去，坐一条招商局的轮船，把所有的红木家具都搬上。

　　那时我的年纪小，但表现得很 sm art，给箱子、家具编了号，清点起来很方便，一件都没丢。到了上海，我们家就住在闸北一条铁路的旁边，不久，北伐的军队打过来，他们的火车进上海我都有看到。家里一个男佣可能是冒充上海的工人或者怎样，北伐军缴械时，他也去了，并且扛了一挺机关枪回来，把我妈妈吓了一跳，让他赶紧拿走。这是我对北伐军的一点点印象。

　　父亲在教会办的《真光》杂志里做主编，为了生存，母亲也挂招牌 当医生。没过多久，蒋介石在南京建立 国民政府，伍廷芳的儿子伍梯云做了外交部长，又把我父亲拉去做秘书。父亲在南京干了两三年，期间不断地换部长，伍梯云下台后，父亲离开了一阵，后来又被孙科拉去做秘书。

　　父亲和孙科以前就认识。过去在广州海边的大衾岛上，教会办了一个麻风医院，在我六七岁左右、父亲做总干事的时候，教会派他和一个传教士到美国为大衾岛募捐，那次打的就是孙科的头牌。后来教会为大衾岛第二次募捐，又派我父亲操办这个事情，还是请孙科领头。当时，孙科在南京做铁道部部长，想拉父亲做秘书，可是父亲不喜欢做官，等募捐的事完了就想离开。于是孙科安排父亲在上海的铁路局做专员，负责京沪、沪杭 甬的铁路线 (按：“甬" 为宁波简称)。所谓“专员" 大概就是什么事情都管，也可以什么都不管，具体我就不大清楚了。

　　母亲做小儿科的大夫，行医几年，总觉得责任很大，经常失眠，所以几年后就不干了，做家庭主妇。父亲在国民政府里做“简任官员"，那是比较高级别的，相当于现在司局级以上、副部之下的一个级别，所以拿的工资不少，家庭境况好许多，供得起我们五个小孩念比较好的学校。大姐、二姐和我都在沪江大学读书，妹妹在上海音专学钢琴，弟弟先‘是在圣约翰大学读经济，后来也转到了上海音专，大概是学大提琴或者声乐。当时教会学校很贵的，比如我在沪江读书，一年要三百多块，那么几个孩子加起来，家里负担还是蛮重的。到了每年交学费的时候，母亲都要在那里算半天，就是说，也并不那么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