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是住在闸北，后来搬到了虹 口区，当时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大多聚居在那里。我就读的广肇公学离家很近，就在四川北路，对面是精武体育馆，那是很有名的，我们常进去玩。有天晚上进行一场乒乓球赛，来了几位国手，好多人去看，好像也不用买票，我们小孩子就钻到最前面。那是我第一次看正式的乒乓球比赛，记得有一个球员叫陆汉俊，看他拉球，或者站得很远削球，真是棒极了。

　　广肇公学是一个在广东会馆里办的小学，条件还不错，大概有近千人，在上海很出名，老师几乎都是广东人，上课、也用广东话。毕业后，我在粤东中学读了一年，但那时候大姐在沪江大学读书，她跟我讲：如果在沪江附中读书，以后进它的大学比较方便，要是从外面的学校考，恐怕就难了。

　　所以大姐带我去见沪江附中的校长李好善，问了几句就录取了，并不像现在人个好学校那样的为难。两年以后，姐姐和我又带着弟弟飞然去见校长，校长指了指弟弟，又指指我，对大姐说：“你的这个弟弟有没有他那么好?”那是自然。就这样，弟弟也被录取了。

　　就我的经历，当年的小学、中学师资力量是很强的。比如我在广州念培正小学，校长邝乐生是留美回来的博士，冼星海、马思聪都在那里教过。广肇公学里，教我们国文的老师叫黎锦熙④，是国民党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普通话咬字很准。教音乐的张亦庵②，那是和丰子恺、邹韬奋等等一批非常活跃的人在一起共事的，钢琴弹得很好，可以即兴伴奏，还会拉小提琴、吹笛子，摄影技术也很棒，又能绘画，非常有才华。沪江附中的博士更多，校长李好善是留美的，我的物理老师是留美的，还有几位也是留洋的博士，不过现在已经叫不出名字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讲课非常生动，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让你觉得有趣。地理课上，老师拿来模具，让我们拼一个完整的中国地图，这个方法很好。还有我们的一位几何老师，可以空手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圈，而且随随便便就能画得圆极了，那真是绝活儿。

　　① 黎锦熙 (1 890—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中国注音字母之父、语言学泰斗。    ‘

　　②  张亦庵 (1894 — 1950 )：原名张其切，广东新会人，著有《藏珠记》、《劫海鸳盟记》，合译小说近六十种，善音乐、绘画、摄影等，一生困顿，1950 年病逝香港。

　　我的几任英语老师都是美国人，一是 M iss K nabe (德语里是“男孩子" 的意思，却是位 Miss)，一是 Miss Byrd ，还有一个 Mr．Carter。这些老师基本上不会中国话，你只能听英语，也只能和他 (她) 讲英语。课堂上不讲文法——至少没有系统讲过，上来就是标准句，因为都是日常用得到的，我们也听得懂，这叫“direct method " (直接的方法)。有一次 Carter出题目，让讲一段个人经历，我就写自己一次听音乐，感觉好像进入了一片树林，我用的是“m urm ur of the forest" (森林的低吟)。而且，这些老师从来都不要求说一天必须背多少个单词，他们觉得那样死背没有意义，但是要看书，选的那些文章也比较适合。就这样，到上大学时，我们已经可以读《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作品，一般的会话完全没有问题。

　　还有一点很可贵，平日里老师告诉我们如何做人，不是平板的说教，而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比如有一句话在英语里是常见的，“H 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英语老师对我们说：“You can fool a person one of the time，  and some people som e of thetime，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你可以欺骗某人于一时，也可以蒙蔽众人好几次，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再比如有一句话，后来成了我一辈子的座右铭，叫做：“Do what you like，and like what you do．" (做你所爱，爱你所做。) 这个“爱" 不是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爱，而是需要你认真投入的那种“爱"，或者叫做“热爱"。如果你觉得这是好的、有意义的事情，你“爱’它，那么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同样，一旦你决定去做了，那就千方百计地要把它做好。这里既有“爱心’的“爱”，又有“敬业’的内容，含义相当丰富，而且影响了我一生。

　　现在我们虽然有一个“素质教育’的提法，但并不能很好地贯彻，音乐、美术只作为小课，随时可以取消、占用。

　　可我上小学的时候，书法、美术、手工、音乐都是正式课程，每个礼拜都要上，而且上得规规矩矩。当时我们也有一个提法，“德、智、体、群、美’五育都要发展，而且是真真正正地实行。

　　我们的书法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教的，从临颜体开始，王羲之的字也临过。我的父亲喜欢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好，也在家里教我们 “吊笔’。美术课从素描开始，除了油画没教过，水彩、水墨都上过，用炭笔抹浓淡，画花草、画竹子，最高兴的是到郊外写生。虽然我画得不怎么样，但顶喜欢写生了，偶有佳作，也被贴堂展示过。’手工课上学刻图章，拿一小块石头磨平，在上面刻反写的字。做木雕、做竹雕，在荔枝核上刻一个面孔，鼻子、眼睛一点点挖出模样来。另外还用藤编筐子、编篮子，教过钩毛线。我给自己钩过一顶帽子，冬天顶在头上，挺得意的。

　　从小我就喜欢运动。每天清早起来，带上钉鞋到虹口公园，四百米一圈的跑道，我能跑上好几圈；参加全上海的小学生比赛，拿过 800 米的第三名。同学里后来出了几个体育名将，比如国家足球队的守门员张邦纶④，那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一起在校 队里踢球，我是右边锋 的替补兼m anager (球队管理员)。还有一个印尼华侨，叫温敬令，是上海游泳 50 米、1 00 米的冠军，我就是跟他学的游泳。可能是我打拳的姿势比较好看吧，体育老师选我加入学校的武术队，棍、棒、刀、枪都玩过。只是我不喜欢用力，他就拉长着声音说：“飞立，飞立——，你怎么不‘费力’呢?!’等到了大学，学校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其中一个是健美社。我一个同宿舍的朋友在里面当社长，毕业时送我一张照片，是显示他肌肉的，后来他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小时候我的功课不错，虽然谈不上有兴趣，但成绩还好，最喜欢的是参加童子军的活动。我们有统一的制服，打咖啡色的领巾，而且每天除了在领 口打个结之外，还要在下面多打一个结。那天你必须做一件好事，比如扶老人上楼梯，或者哪里脏了，你去打扫干净，或者过马路的时候，给叫花子两个铜板，这些都叫“好事"，只有在你做过一件好①  张邦纶 (1919—2001)：上海人，药剂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足球门将，1948年、1952 年入选国家队参加奥运会。

　　事之后，才可以把领巾上这个多余的结打开。我们敬礼的时候，三个手指并拢在额头上一磕，代表“智、仁、勇"，这就是童子军的精神。

　　和今天的少先队不一样，童子军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组织，而是有很多实用又有趣的活动。比如学急救，教我们如何止血、包扎，如何打结。一般我们打的都是死结，但护士替人包扎打的叫“平结’，扣上去是平的，解的时候一抽就松开了。再比如，看到有人掉到水里了，如果你直接游过去，被他抱住是很危险的，应该赶快打一个结，大概只用两三秒钟，也是不能打死扣，而要打“救生结"，然后把绳子抛出去。诸如此类，老师教我们很多种打结的方法：打酱油、打醋的时候用 “油瓶结”；想把一根长绳缩短，要打“缩绳结’；还有一种叫“双套结"，是一种套在棍子上的结，怎样动它都不会滑下来，农民、工人经常用这种结。学了这些之后我们还要比赛，三五个人一组，发令后一起跑出去，前面二三十米的地方摆几根绳子，你要打几个什么结，打完才能再往前跑。

　　童子军每年都有露营活动，自己带帐篷、带铺盖，排着队伍到郊外去。每人一束绳子、一根棍子，那是必带的。绳子大概总有三米长，捆成一样的规格挂在身上。棍子比墩布把高一点，平时操练就像扛着枪一样，到了野外露营就有大用处了。搭帐篷的时候把几根棍子竖起来，用绳子拽上劲，让它四下里受力不会倒，帆布四面拉开，有技术的话，很快就能搭好。然后再搭一个架子，挂上炉子就能煮水、烧饭。

　　之后是捉昆虫，蜻蜒、蝴蝶捉一堆，带回学校用小针刺起来做标本。我的音乐老师张亦庵钢琴弹得好，照相也很棒，可以自己洗相片。我有一张拿昆虫网的照片，就是他在我们露营的时候照的。

　　傍晚时候，大家自己弄炉灶生火，做饭炒菜烤面包，表现特别出色的可以得到一个绒布做的小圆章。不同的项目有不同图案的小圆章，具体的我记不清了，大概烹饪是一个做饭的标志，急救是一个红十字等等，戴上就表示你有这个本领，像文凭一样，用一根别针别在袖子上。而且，只有在某方面非常优秀才能得到这个袖章，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是能有两个、甚至三个小圆章，走起路来都趾高气扬了。吃过晚饭，大家围着篝火唱歌、讲故事，等到歌唱不动、故事也讲尽了的时候，老师教我们抬头看天象，这是北斗七星，那是猎人座、仙女座。

　　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学会了吹口琴，而且吹得还不错，和声、颤音、用两个口琴转调等等我都行，那种带按键的也吹过，像《外国名曲 100 首》、赞美诗、童子军的进行曲等等我都会。当时好些同学也会口琴，只是我吹得好一点，大概因为这个，张亦庵老师让我在学校的军乐团里吹一种六孔短笛。张先生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会的东西特别多，小军鼓、大军鼓、镲、短笛、军号，所有乐器都是他教的，真是了不起。平时作为操练，童子军常常排着队伍在周围几个弄堂里转，军乐团打头阵，我们打着小鼓走在最前面：

　　有时候旁边的单位举行庆祝活动，我们也打鼓列队，竖着棍去站岗撑场面，时常我想，如果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也许太安静了。

　　我小的时候兴趣很广，虽然不是都能做好，但现在经历过来了，越来越觉得它重要。记得有一次，母亲在拍卖行里看到一个打字机，价钱不贵，想到大概将来有用，就买了回来。可是拿回家没人学，只有我有兴趣，摸索摸索打着玩儿。后来上大学，父亲失业了，我还用这个打字机给一个大学生抄书，得了五块钱。现在我九十多岁了，可以上网查资料、发邮件，这都得益于当年。

　　工作之时要专注，玩乐之时需尽欢。成为栋梁并快乐着，此乃为人之道。 这是我小学英语老师教的，很押韵，所以很容易记，让我一辈子受用，并且经常把它教给我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学习不专心的人。

　　人生是一个大课堂，并不在于一时的分数高低，像那种单打几门课的应试教育，我以为，不是办法的。当然，我本人做的还远远不够。比如文学方面，尽管我也读过一些书，但还差得很远。音乐方面我也不全懂，Opera (歌剧) 就是我的弱项，其他艺术也懂得不多。所以，还要继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