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享你的“罪”意识 文|郑圣一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金基德电影并非从开始就让人如此捉摸不透，例如《鳄鱼》和（几乎无人关心的） 《野生动物保护区域》。但是从《蓝色大门》开始，他突然让整个电影评论圈都别扭难受起来。《实际状况》被人忽略不计，而《漂流欲室》却让他成了争论的焦点。在《收件人不详》被令人费解地忽视之后， 《坏小子》（Bad Guy，2001）却成功地赢得了大众的好评。但这一成功让人倍感奇怪。因为金基德在此设定了某个目标，然而这一目标分明以失败告终。所以， 《坏小子》只被看做是起到了某种纪念碑式作用的电影。然而仅靠一部《坏小子》 ，是不能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的，所以人们开始逆流而上地去寻找答案，并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一行为开始超出了电影本身的范畴。人们对金基德的议论大都与对女性肉体的谈论联系在一起，因此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对“如何对待（表现）女性肉体”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有两点让人觉得比较怪异。第一，单纯地提出问题，即根据现有事实完全接受金基德（或金基德的电影）所做的对女性肉体机能设定的描述。即使他的电影故事退到了比喻、象征或寓言的层面上，人们也总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再现方式去还原、理解它。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比喻，一旦涉及“肉体表现问题” ，金基德电影就会被迫陷于简单的现实主义解释当中，也只有这样，他的电影似乎才能被人理解。这样一来问题便可以如此设定：为什么比起比喻或象征来，人们往往更认可将“肉体表现问题”现实主义化理解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答案必须要到电影以外去寻找。但是当它跨越到另外的范畴时，这一提问便会迅速脱离美学的框架，而纳入伦理的范畴。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指责金基德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存在，他沉迷于肉体场面的同时也摧毁了我们这个社会所能承受的底线。然而人们却没有想过，当这个问题本身在超越了自我框架的界限后，就沦为了一种对肉体崇拜主义的幽默。这样的话，金基德（或金基德电影）就真的被置于问题之外了，于是，这一行为的目的只是为了捕获话题，吸引人们的视线而已，它所收到的效果无异于娱乐杂志上那些个故弄玄虚的标题。比如他们用大字标出“全智贤和朴信阳秘密约会”后，又再以小字写出“电影《四人餐桌》一幕”与此相仿，在看完《漂流欲室》脱口而出：“竟然把渔钩放入阴道，真是疯了！”这句评论的瞬间，其实《漂流欲室》就已经被排除在问题之外了。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大的故事规则之后，截取文本的某一部分进行提问，实际上就造成了文本的机能性障碍，使其无法传达它要表达的意思。人们之所以如此容易就认可了以上观点，是为了要回一部分他们认为被金基德拿走的权利，同时，也是为了让自己的“所见”可以重新占取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