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金基德的目的并不在于试图理解他、防御他或指责他，而是想通过金基德找出使我们感觉不舒服的东西，进而探究其原因。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我们之间注定会有一场激战。

郑圣一 接下来我要直截了当地提几个问题。在影片中，你将卖春描述成一种工作。那么这是从哪一层意义上来讲的呢？因为卖春在韩国社会不是具有多重意义。

金基德 现在人们总是从暧昧的角度来看，而忽视了娱乐这个角度。我以前曾在工厂工作过。当时我觉得去那里工作就是生活，因此去工厂工作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丝毫不觉得丢人。那时候和现在其实还是有差别的。不去追究矛盾的根源而认为那就是人生，不正如性徹大师所言的“山即山”吗？跟个人的努力毫无关系，这难道不就是命运的安排吗？生活不就是工作吗？有些人会说，我们就这样活吧。平常的点滴已经构成了她们的生活，这不就是工作吗？ （表情相当严肃地）今天我们最好不要谈《坏小子》 。因为经常有人这样问，“为什么会那样？莫非金基德以前的生活就是那样的。”

郑圣一 进一步来说，迄今为止，韩国电影一直把红灯区暗喻为自己时代的象征。换句话说，刚刚步入21世纪，你就以红灯区为背景拍摄电影（该片拍摄于2001年），是不是想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某种看法呢？因为我本人对该影片中的性描写并不感兴趣。

金基德 这一切都是自然产生的，我并没有刻意去做。无论是电影的情节，还是背景、人物，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点：《坏小子》的主题，可以说是我最擅长的部分。当今社会里，常常有人因某种既有的偏见而向人发难。这是对分离的社会制度的质疑。众所周知，我本人也是出自所谓的“非制度圈” 。我也试图缓和这种“制度圈”和“非制度圈”间的矛盾，但世上很多事情却都是以此为准则的。事实上，人们也是这样评价金基德这个人的。当我的学历、人生经历被公布于世，人们瞄准了我，对我发问，而不是针对电影本身。虽然他们不承认这个事实，但事实就是事实。因为他们处于中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通过电影，我要表达的不是他们生活在废车厂一样的空间里，而是想讲述他们生活在人类的基本概念里的故事。《鳄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这样。在我的七部电影作品中，有两部作品以红灯区为背景。并且电影中有很多人物要么是随后去了红灯区，要么在影片开始前就已经在红灯区。我的真正用意并不是向人们再现红灯区这个实体，而是要向人们揭示红灯区这个浓缩的社会。虽然这也可以看作是对韩国社会的一种讽刺，但我个人并没有区分得这么严格。

郑圣一 事实上在看《坏小子》之前，我偶然看到了它的故事简介。于是我想，我不能去看那部电影。因为看的时候可能会很痛苦，亲眼目睹那个故事将造成心理上的极大不快。事实上我看过不少有关卖春的电影。后来我突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让我不快。毫无疑问，你在这方面具有超凡的能力。你似乎知道在2002年什么最使韩国人感到不快。

金基德 我赞同你所说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也认同自己有某种创意，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某种紧张感。一是要正直善良的生活，二是要赚钱。这两者分明是不可共存的，但我们社会却奢侈地希望它们统一。可是两者总是纠缠在一起，所以韩国人最终只能选择其一。而这时人们往往会抛弃正直善良的生活，因为人人都希望过得更好。因此当人们的这一软肋受到刺激时，他们便会感到不快。而当同样无法正直生活的人们相遇时，他们必定会感到不快。这样的提问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也只

能想到这么多了。在我看来，正因为这两者无法共存，所以才造成了当今社会的紧张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