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得到前辈人支持，我找过欧阳予倩先生和唐槐秋先生，说了我和祖光的事，他们都热情支持，同样都说：老舍先生为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欧阳老说：“吴祖光可是挑帘红的作家。”唐槐秋先生说：“吴祖光是有才有德的好人。”我的直接领导某某某，还专找我表示反对，这就起了我的逆反心理，心想你管得太多了，因为我不听你给我介绍的，就反对我自找的吗？什么组织负责、组织关心、组织疗法……我不懂，也不听。

当时祖光的父母在上海，我的父母在天津，我问祖光要不要求得你父母同意呢？祖光说：“用不着，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说：“我也用不着问我的父母，谁也管不着我。”正是因为有不少人反对我和祖光结婚，我才特别同意祖光这个说法的。结婚本来用不着铺张浪费，只要请几个知己朋友聚会一下就行了，可是，当时有那么一些造谣的“反对派”说了我很多难听的话，向我耳朵里灌了很多祖光的坏话，因此，我非要热闹一下不可，而且很快就宣布结婚，要北京文艺界、戏曲界很多人都知道。领取结婚证前，我和祖光去拜访了几位老人，《新民报》的主办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他们住在西城石碑胡同一所很大的四合院。邓季惺大姐是位热情能干的人，她一见着我就说：“祖光是有心人，他从香港一到北京，就交给我一笔钱，要我为他买家具，为了结婚用，你来看家具都先摆放在我家了。”我们又去看了欧阳予倩和阳翰笙夫妇，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你们天生一对，理想的夫妻……”我说：“感谢老舍先生为我做了好事！”

那是1951年，我们在北京南河沿的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了一个比较盛大的婚礼，接待了几百位客人，男方主婚人欧阳予倩，女方主婚人老舍，证婚人阳翰笙。

祖光果真是个有心的人，他在东单西观音寺栖凤楼早已租下一排五间房子，房前一棵大槐树遮住西晒的阳光，夏天也十分阴凉。他把邓季惺大姐替他买的家具取回，摆放得十分雅致。这时我才知道，这个书呆子还真是个细心人。特别是他去东单委托木器店，为我买了一张小巧漂亮的、红木雕花大理石面的书桌，书桌旁边还有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架，这也是我头一次有的书架。他告诉我这都是为我学习和写作用的。我这个没读过书，认字没几个，从小学戏流浪江湖，受尽苦难迫害，让人看不起的女艺人，不但有了家，而且还有书和这么好的书架、书桌！当时的心情像在做梦一样，我太幸福了！

结婚是很简单、很正常的事，婚后怎样安排生活、怎么样工作可是一件大事。祖光当时是文化部电影局编导，记得结婚第二天，他就去西城舍饭寺电影局去上班开会了，我也就紧跟着演出了，因为那是民营公助的剧团，我们的一切经济自负，我是主演，休息一天是一天的损失呀！今天想来也真有意思，结婚了也一天不知道休息，照常工作也很自然，一点儿都不奇怪，个人没有要求，旁人也不新鲜。祖光当编导出去体验生活拍电影，一去就是几个月不着家，记得结婚不久，他到石景山去工作，当工会主席，就是一年多，那时他真忙啊！很少在家，可在家也是日夜趴在桌上写呀、写呀……我也同样，要深入工、农、兵，到外地巡回演出，早出晚归，一天时间当一年用。

结婚后，在祖光的影响下，我好像成熟多了，对事业、理想都有了更高的目标。当时我们首都实验评剧团，在北京是上座率最高的。在祖光的影响下，我提出建团为重，艰苦办好团，不分红利，置买了灯光戏箱及各种设备，在前门外大马神庙胡同买了一所三套院子房，作为团址。正因为我们团的制度是民营公助，自负盈亏好办事，十个人艺委会为团的集体领导负责。我是主任、剧团主演、团长，什么事一商量就雷厉风行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