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去大栅栏定结婚礼服，要最好、最贵的，我要叫那些反对的人看看我新凤霞。大栅栏新生礼服店的橱窗里有一套最好的白纱礼服、鲜鱼口的一家照相馆再三要为我免费拍结婚照，还有洋鼓洋号的鼓乐队要义务为我服务。可是祖光知道后便大笑起来，他摇头说：“不必要。”我说：“都支持我。前门大街一条街点着名愿意为我服务，知道我结婚，抢着愿为我出力。结婚礼服让我挑选最好最贵的一套。新娘和新郎两身白，好看极了。白纱的呀！”祖光说：“别出洋相了，你听我的，让郁风替你设计一件旗袍，大大方方的。你别让我一块儿跟你出洋相，不行，不行！……”

这事情我只能听他的了。1951年结婚那天，我穿上郁风为我设计的一件紫色旗袍，一件灰色绒小背心，黑色半高跟鞋，祖光穿一身从香港带回来的蓝色西装、白衬衫、红花领带。结婚地址在北京南河沿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场面很大，在大厅举行鸡尾酒会，自助餐，没有举行鞠躬礼，男方主婚人欧阳予倩，女方主婚人老舍，证婚人阳翰笙。祖光的父母都在上海没有参加。文艺界、电影界的专家学者来了很多，上海专程来祝贺的赵丹夫妇和唐大郎、郭沫若夫妇带了孩子参加，茅盾、洪深先生等等，老一辈不少人也都来了。戏曲界来的人更多，从城南天桥到各大剧院都有人参加，尤其是天桥的老伙伴，说书的，说相声的，杂耍、摔跤、变戏法的、卖耗子药的、攀杠子的飞飞飞，猴子王，卖膏药的大狗熊都来了。送祝贺礼物大多是小玩具、艺术品，字画也不少，堆成了小山似的。最热闹的，是在大厅跳舞，可是我不会。在这之前，我只在电影里看过跳舞，真人跳，还是头一次，很多人都笑话我。这天，欧阳予倩先生非常高兴，要唱一段昆曲《思凡》，临时请了能拉会吹的音乐爱好者、画家丁聪为欧阳予倩先生伴奏。大家要求我唱，我在这场合唱不出来。要求祖光唱，京剧名琴师杨宝忠操琴。祖光唱了一段《打渔杀家》—萧恩：“父女打鱼在河下，家贫哪怕人笑咱，桂英儿撑稳舵父把网撒，怎奈我年高迈，气力不佳。”祖光唱完，唐大郎站出来说：“刚刚结婚，就气力不佳？真是撤烂鸟呀！”满场大笑。

几次接电话，周恩来总理要来，但当时来的人太多，天桥的艺人、卖小吃的摊贩等等有近两百人，不好保卫，建议总理不要来，总理说：“以后请祖光、凤霞到家里来。”

婚后，周总理和邓大姐果真邀了我和祖光，曹禺、方瑞，老舍、胡絜青三对夫妇，邓大姐亲切地以主妇的口气说：“今天恩来请了你们三对夫妇来，主要是祝贺祖光、凤霞新婚！难得呀，准备了一点便饭。”

周总理在饭后对我们说了几句话：“祖光和凤霞结合，是很理想的一对，祖光可了解凤霞是贫民窟里艰苦成长的艺人，凤霞可以得到祖光的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帮助，希望凤霞做一个有文化、有修养、有理想、新社会的戏曲演员，最后祝大家幸福快乐！”

总理一直关心我，在1957年知道我被戴上右派帽子，指示摘掉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时又说：“新凤霞是贫民出身，我很了解她……”又一次保护了我。但“四人帮”存心要迫害我，把我害成残疾不能演戏，我没有认输，也不讨饶，我认为台上做戏台下做人，我对得起人民，活在世上没有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