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追求学文化(3)

我与吴祖光 作者:新凤霞


建国之初,我参加了很多会议,比如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开会时人家做笔记,我干看着,发的学习文件我也看不下来。解放后演戏,也不是提纲幕表戏和师傅口传心授了,而是有了剧本,建立了导演制度,讲究分析人物,谈体会感受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演员有文化。还有报馆记者来访问,有的记者约我写一篇对新中国成立的感想,我也不避讳就实话实说,告诉人家我没文化,不会写,人家听了都觉得奇怪和遗憾,没有想到我不会写。但我有个好处,我不许人家替我写,他可以作为访问我写访问记,替我代笔我不愿意。

在这么多困难面前,我就感到在生活上多么需要一个能帮助我的人哪,无论在演戏和生活上的一切,我都需要有人帮助,我太困难了。那时我的全家人都在天津,只有一个不认字的二姨跟着照顾我的生活,我跟二姨谈心里话:“我真难哪,时常人家说的我不懂,现在是解放了,不认字没有文化不成了,我要找一个能帮我的人,又要看得起我。”二姨很同情我,她说:“我这一辈子睁眼瞎,你可要找个有文化、通情达理的人,别跟那大老粗打交道,过一辈子糊涂日子,哪怕大几岁哪,人心要好,能帮你……”二姨这些话时常讲,对我选择伴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我要过两关:一是生活关;二是艺术业务文化修养关。我需要一个志同道合能引领我一起前进的伴侣,我需要过一种安定正常的生活。我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是非常严肃的,什么我都不贪图,我唯一的要求和标准就是要有文化。演员不行,他和我一样没有文化;同学不行,他的文化程度也是刚刚扫盲;军人我害怕,因为旧社会官面打人的凶狠形象,还没有在我头脑中离去。当时追求我的人很多,有人给我写信,还有人寄了照片来,也很漂亮。我对这事很烦恼,因为我念不下信来,也不好求人念,因为有的人写的信实在肉麻俗气,因此我也不好意思求人念。有些好心人为我介绍的人很不合适,我不愿意,就用在旧社会常用的尊称对方为“叔叔”、“伯伯”的办法躲开对方。

我对生活有自己的尺子,有自己的要求,我要求的男人,在艺术上,文化上,他应该是我的老师,在生活上,我需要他像父辈那样耐心地教育帮助我,同时他爱我,了解我,尊重我,欣赏我,是我的丈夫。我喜欢的男人应该聪明,有才华,既忠厚正直,又幽默风趣,乐观坚强,生气勃勃,我最不喜欢,最害怕和讨厌油头粉面,嘴甜会讨好人,表面上很乖像驯服的小猫儿,可一旦翻了脸残暴凶狠像只狼。吝啬的男人也很可笑,爱钱如命,一分钱也要算计,这种男人在我小时候就在戏班看见过。他对唱主角的妻子低三下四,台上做戏台下也要处处作戏讨好妻子,转脸就不忠实,夫妻之间互相利用。为了钱吵架,经济大权谁也不让谁,一分钱两人也要算账,俗不可耐,认钱不认人。这种夫妻关系在旧社会可多了。

我追求的生活是充实的,是有文化的,我崇拜羡慕的是从电影上知道的大文人洪深、蔡楚生、史东山、夏衍、田汉,吴祖光也是在那时知道的。我们戏班没有看书的习惯,我师傅张福堂,是有地位的著名鼓师,他曾经专给刘翠霞打过鼓。我们移植《风雪夜归人》是唐槐秋给的话剧本,他帮我们排的,张老师说:“我认为槐秋是唱旦角的人。”排《暴雨》,他说“曹禺跟曹操是一家子”,这都闹了笑话,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可怜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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