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相识后，日益相知。1955年冬天，双喜临门：一帆风顺的褚时健正式成为玉溪行署人事科长，并与娴静干练的昆明姑娘马静芬喜结良缘。

几乎与当时所有相恋的人们一样，他们结婚并没有置办什么像样的家具，更没有举办像样的婚礼。双方的同事们聚在一起，吃了些糖果，喝了点茶水，开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两个人将铺盖卷放在一个屋子里，这就算是一家人了。

结婚以后，两人随即进入了分居状态：丈夫继续在玉溪当科长，妻子则在呈贡当教员。只有礼拜天的时候，夫妻二人才能聚上一聚，互诉衷肠。

一年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女儿。褚时健为其取名褚映群。

1958年底，马静芬首次遭遇了婚后的第一个人生大难。那是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她带着两岁的女儿步行回城，刚刚走到半途，忽然看到了匆匆而来的丈夫，心中不免诧异：不是说好这个礼拜在城里过吗？

“上哪去？”褚时健一脸的严肃。

“回家啊！”

“回什么家？”褚时健将女儿抱在怀里，拉着妻子就回了学校。

到了学校，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存有200块钱的存折，告诉马静芬，这是她日后与女儿的生活费，一定要将它放好。这非比寻常的举动让马静芬又惊又怕，她不停地追问，而丈夫只用一句“有人要闹事”来解释。

马静芬突然意识到，当时那场闹得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或许已经影响到了丈夫。

第二天天还没亮，褚时健便离开了家。上午10点左右，一向与她不合的校长带着两名背着枪的民警到家中搜查。对方告之马静芬，她的丈夫褚时健已被组织定为“右派”分子。

丈夫成了“右派”，虽然之前对此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但对马静芬来说，还是犹如晴天霹雳！

生活在当今的很多人不了解，当时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那个讲究批判与斗争的年代里，“右派”分子往往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而一旦成为“右派”，就如同那个时代的“反革命”一般。很多不幸者妻离子散，而“右派”本人则会被剥夺正常工作与正常做人的权利。

马静芬既担心又害怕。在随后长达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她都没有见到丈夫。倔强的她在一个周日将女儿放在同事那里，一个人回了城，她终于在自己家里见到了被监视着的褚时健。只见他人瘦了，胡子也好久没有刮了，显得无比憔悴。

当时，褚时健并没有与妻子说话，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妻子，就如同陌生人一般。马静芬一阵心酸，流着泪，带了些东西就离开了。近在咫尺，丈夫却不愿理自己，她很清楚，这是褚时健在保护她。

“风风雨雨，起起落落，既有人前风光，也有人后落泪。”丈夫被打成“右派”没有收入时，马静芬也被单位除名，只能靠给别人打毛衣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