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进入尾声时，褚时健却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高帽。这顶“右派”的帽子，他一戴就戴了20多年。

落难之人相聚时，多是满腹牢骚。一次，一个前县委书记向褚时健抱怨说：“怎么工作做得好好的，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莫管那些事啦！大家都没办法，关键是把咱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褚时健宽慰“难友”道。“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他做事的准则，更是做人的原则。也恰恰得益于他一贯秉承这样的准则和原则，褚时健很快等到了展示自我经营能力的时机。

“换脑筋”

当褚时健被“下放”到距离玉溪100公里之外的元江县红光农场监督劳动时，马静芬没有选择“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与丈夫风雨同行。

当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才两岁多。在妻子女儿没有来红光农场之前，褚时健多半是“一天三分饱”即可——“只要饿不死就行”。那时，整个中国正处于由“大跃进”到“大饥荒”的“过渡”时期，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因为过分饥饿而得了水肿病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在连续吃了半年稀饭以后，看着一家人日渐严重的周身水肿，褚时健堂堂七尺男儿，自然不忍老婆孩子与自己一起挨饿：“我不能让老婆孩子饿死！”其实，在接来她们之后，褚时健便细细地算过一笔账：自己每月有22.8元的工资，妻子的工资是12元，两个人加起来是34.8元。三个人吃饭，每人每个月要上交农场8块钱的伙食费，除去这笔必需的24元花费后，还剩余10.8元，再加上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花销，实在难以维持这三口之家的吃、穿、用。

当时，农场分配给褚时健的房子正好在云南最大的河流之一——红河的附近，每日出工、归家，他总会看到这条大河之水滔滔奔流。但在当时他自然无心去欣赏这难得的自然美景，只是整日为生计发愁:怎样才能让全家人活下去？某日，下工回家的他由于体力不支，坐在河畔休息。正面对着红河苦恼之时，他竟看到一条条肥大的鱼儿不断地涌向下游！

起初没有反应过来的褚时健，后来高兴得大跳起来。自己前段时间整理旧日物件时，从中翻出了十几个钓鱼钩，那都是在玉溪闲暇钓鱼时留下来的。此时，源头活水肥鱼多，何不施展旧技来填饱肚皮？

褚时健飞奔回家，告诉了妻子这一好消息。马静芬自然也很兴奋，两人合力将一件旧线衣拆开，搓成了钓鱼所用的线。褚时健将钓线丢到河中后，忐忑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跑到河边去看情况，结果竟令人惊喜：钩子上竟然有四五条大鱼！

尝到甜头后，褚时健在“改造”之余，便不断地到附近的野河里去捉鱼。当然，他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从事此道——否则，一不小心再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安心接受改造”的帽子可就糟糕了。

就凭这一手，三年困难时期浮肿病大流行，褚时健一家人的身体都十分健康。由此，褚时健后来曾十分感慨：“当人在绝境的时候，其实是能找到活路的，就看你换不换脑筋了。”

从此，注意“换脑筋”也是褚时健的人生法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