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照顾他的严重超龄，学校把他安排在校园之外的一座研究生宿舍楼。我问他本科生涯中有没有交到朋友，他迟疑地报了三个名字，然后说，最初的几个月他适应新环境十分辛苦，平时交往的大多是本系的同学，谈论的话题不超过专业范围。他说，回想起来那时候十分孤独，第一个在美国的圣诞节他提笔给国内的老同学们写了许多信。当然是孤独的，我想象不出这样的境遇除了孤独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一个饱经苦难的人突然来到一个世外桃源，却几乎切断了和过往的所有联系。在普林斯顿的三年，他只回家探过一次亲。其余的日子，唯一聊解乡愁的，就是去东亚图书馆翻阅中文报刊，还有就是想象他的父亲周同庆也曾在同一个校园的同一座楼里就读。

父亲周同庆的人生经历，能看成是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的集体境遇。这个中学语文教师的儿子，凭着勤奋好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毕业后又得到了那一年“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唯一名额，进入普林斯顿研究生院。1933年周同庆从普林斯顿物理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光学。回国后，时年不满二十七岁的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被戏称为“宝宝教授”，之后他又担任了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一职。1940年，在物资匮乏空袭不断的重庆，他和助手们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自动回声探测仪，为国防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日本投降，他回到上海，在交通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方俊鑫 、华中一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和助手。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上海集中资源办复旦大学，原属交通大学的许多理科教授被重新分配到复旦，周同庆被聘为复旦大学光学教研组主任。1953年他主持研制成功第一支国产X射线管。1955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他出访印度，回国后才发现“反右”开始，他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已经被分配去养猪，再也没有回到他身边。政治上的不被信任使得他的科研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基本停滞。20世纪60年代初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周同庆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开始带研究生了。但随之而来的“文革”，给他的学术生涯画上了最后的句号。在“文革”中，一些复旦老教授被纳入了“理科大批判组”，批判对象之一是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周同庆却敢于反问：“批判相对论你们有实验根据吗？没有的话，我批不了。” 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提这样的问题肯定有严重的后果，然而，他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科学。

这里暂且不去叹惋政治运动对那一代科学家的学术生命造成的损害，我想先讲一讲周同庆所受益的“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这个奖学金的设置是近代中国史上富有戏剧性又影响深远的事件。2009年夏天，普林斯顿概率论教授辛勒（Erhan Cinlar） 曾在我面前深情地回忆起他刚过世的好朋友，著名概率学家钟开莱。辛勒说他第一次注意到钟开莱就是因为他简历上写着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期间获得的奖学金叫义和团赔款奖学金。他们头一回见面，辛勒迫不及待地好好嘲笑了一番钟开莱的奖学金，“打拳的人为什么会造反呢？造反了又怎么会赔钱呢？赔钱了又怎么会变成奖学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