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亲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荒唐：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招致八国联军出兵，贫弱的中国在被动挨打之后，还不得不向诸列强支付庚子赔款。1909年，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积极游说下，美国方面决定减免部分赔款，改用于赞助培养赴美留学生，并设立留美预备学堂，即清华学堂。1925年学堂始设大学部，即清华大学，而周同庆即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届毕业生。除了促成清华大学的创立，庚子赔款奖学金还培育了一批那个时代的大知识分子。从1909年到1911年，中国有计划地选拔培养了三批享受庚款奖学金出国的学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清华大学日后的校长梅贻琦。这三批庚款奖学金获得者，也包括了历史上最早从中国大陆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的学子：日后的外交官邝煦堃和陆军少将王赓。

事实上，1909年后凭庚款赴美的留学生，已经不是第一批来自中国的官派留学生了。早在1872年，在容闳、曾国藩、李鸿章的倡议下，晚清政府一共派出过前后一百二十名十岁上下的幼童赴美留学。这是一代名臣曾国藩平生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这些幼童还未启程，曾国藩便逝世了。可是，这场大胆社会实验的结果是悲剧性的。天真年幼的孩童很快适应了西方生活，接受了启蒙主义的观念，推崇自由民主，渐渐对封建礼教产生了抗拒之心，这一切都被常驻美国的晚清官员反馈回北京，被保守官僚谴责为大逆不道，最终导致原定十五年的留学计划在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就中途夭折。一百二十名留学生全部提前召回，其中只有极少数完成了学业。这第一代留学生在美国大多学习工程、矿业，回国后却被安排在各类衙门做初级官员，没有得到重视和珍惜。这一批人中除了詹天佑最终为中国铁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外，大部分人度过了碌碌无为、郁郁寡欢的一生，其中更有许多人被直接派到了甲午海战的战场，还没有施展一丝一毫在美国学到的技术，就为国捐躯了。

而1909年后，凭庚子赔款奖学金出国的留学生，日后的命运要比第一批留美幼童幸运一些。一则庚子赔款虽为公费，但是政府对这些留学生的控制力已经减弱，不能再对他们的学业和生活做硬性规定；二则中华民国的风气更加开放，接受了许多西方的观点和制度，留学生回国后更受重视，在各领域都出了成功的典型。于是，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让清朝寿终正寝，庚子赔款奖学金也因之停滞多年，可中国青年赴西方留学的热潮却在庚款留学先驱者的带动下，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民国的几十年政权动荡，可“公费留学”这个政府培养人才的观念却保留了下来，不但民国中央政府拨专款专项用于公费留学，就连各路省级政府、军阀、汪伪、日伪政权也不敢怠慢。清华学堂作为留学准备学校的地位也固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