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到她的两个女儿都已结婚，还有一个儿子四处漂泊旅行。她没有任何真正的亲人，“无家可归。”一场和我的经历相仿的爱情悲剧，击垮了她的身体。

她和许多生活在巴黎的美国人一起，因法国宣战而回国。目前暂住在芝加哥她女儿诺玛家里。她在巴黎从霍瑞斯·豪利那里听说了我，又通过报纸了解到那场灾难。她被我的遭遇所打动，冒昧地给我写信，对此她表示歉意。

过去的几个月里，除了例行的工作需要，我几乎没有和母亲之外的任何人有过交谈。

据说，将要溺死的人会抓住脆弱的稻草求生。我面前的并非稻草，而是见识不凡的伴侣。她给予我帮助和一线光亮。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拯救或许会出自于黑暗——或者说盲目。于是，开始了一段盲人领着盲人的故事。

米瑞姆·诺艾尔（Miriam Noel，1869-1930），赖特的第二任妻子。

玛丽·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1821-1910），美国女作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等一系列刊物的创办人。

霍瑞斯·豪利（Horace Holley，1887–1960），美国作家及巴哈伊教倡导者。

敏感多情的人如何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呢？依靠虚伪吗？我时常会向我所知道的最敏感多情的那个人——我自己，问这样的问题。答案非常明确，正是虚伪，对自己的虚伪，而这正是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虚伪的基础。

光彩照人的米瑞姆陪伴着我前往东京。

当我第三次抵达横滨湾，金色的天空下屹立着无上圣洁的日本之神，山巅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一如既往，晕船令我在船上度过的每一个小时都痛苦难耐。“中国皇后”号邮轮在晨曦中落锚，巨轮的引擎终于安静下来。码头上穿梭往来的人力车是我熟悉的画面。记忆中美丽的景象涌上脑海，让我迟钝的思绪重又感到清亮。

两年前，我为设计帝国饭店第二次远赴日本。此刻，基础的试验已经完成，建筑即将动工，在数年之后迎来它的诞生。

与公众的偏见相反，一对成熟并且自立的男女之间两情相悦，往往是基于高尚的生活理想以及相互尊重。他们必须如此。坦诚地面对自己和对方，意味着对生活提出高于通常的要求。更加严苛的伦理准绳，也将对男女双方的品格提出要求。不受法律约束的关系本身，会对双方不断地提出要求，而合法婚姻完全可以省却这些负担。尤其是对于一个自愿投入这种关系的女子而言，她将会面对更加严苛的要求。当一个足够勇敢或者足够愚蠢的女子真诚地投入这种关系，那一段关系就成为了她生活内容和目标的全部。因为，从最初的一刻起，她将不可避免地承受与社会割裂的痛苦，并且痛苦将与日俱增，直到令人无法承受。

对于不惜违背世俗而公然生活在一起的男女而言，成熟并且正直无邪的人格，是他们获得幸福——即便是短暂幸福的前提。

当时的我仍然是“非法”之身——换言之，我仍然不能合法地摆脱与凯瑟琳的婚约。我曾与她争辩，但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任何足够愚蠢而敢于和我公然生活在一起的女子，都不得不走上违背世俗的道路。这种关系导致的任何悲剧，比起合法婚姻内的类似悲剧都更加倍可怕。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毫无抵抗的能力，并且承受着无情的拷问，它 失败的结局正是“良好”的社会乐于见到的。

但是，我从未学会逃避。假如我懂得逃避，我理应拒绝任何这种形式的伴侣。下意识的虚伪已经足够可怕，而对于任何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而言，清醒的虚伪会更无情地侵蚀他的灵魂。没有任何懦夫能创造出作品。我曾经这样认为，今天依然坚信。

暧昧举动对它的施加者造成的伤害，将十倍于对它的接受者的伤害。隐秘和虚伪都将给人的性格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他人怀有的虚伪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我宁可忍受，而不是自己也加入虚伪。难道会有任何真诚的生活对社会构成威胁吗？伪装的生活不正是社会织锦上朽烂的丝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