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1)

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 作者:汪兆骞


——两种语言间流浪的阿来与《尘埃落定》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文化整合中,呈现了自己新的文化特质。

以前,少数民族作家,如云南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内蒙古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都是写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主题,堪称是奴隶解放之歌。

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与王朔、马未都等作家到云南参加笔会,与彝族作家李乔座谈过。李乔向我们介绍创作《欢乐的金沙江》的经过,热情歌颂了解放军进军金沙江,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战胜奴隶主,使凉山彝族人民走上幸福之路。我以为,这种赞歌式的表述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也是真诚的,但《欢乐的金沙江》作为文学似乎少了独特的民族心理特质和民族文化气质。

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文学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流脉中,以自己民族的文化视角、文化态度将民族生活加以描绘,从中折射出民族理想和品格,一扫过去小说中凌空高蹈的口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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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98年由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代》选发了一部分。我们是这样宣传《尘埃落定》的: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儿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

“小说故事精彩、曲折、动人,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

《尘埃落定》通过对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鲜明地表现康巴藏族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质,在对历史传奇生活的冷静超然的叙事中,将哲学意识融汇其间,恰如陶渊明东篱采菊的悠然,又似佛教禅宗迦叶禅师的拈花一笑。羚羊挂角,诗意超然。哲理性与生命状态水乳交融!

《尘埃落定》以其文化内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荣获了茅盾文学奖。

原本,《尘埃落定》中曾经那样张扬与喧嚣的一切,随着必然的毁弃与遗忘,已归于平静;但有关阿来和他的《尘埃落定》的话题,却总是被人津津乐道。

2003年9月,《尘埃落定》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为当代文学唯一经典,进入了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必读课程标准》。但由于小说中有些细节涉及性描写,遭到一些学生家长的质疑,甚或批评。几乎与此同时,根据《尘埃落定》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热播,并在当年金秋获电视剧金鹰奖。接着,阿来又应邀到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去演讲。

阿来慢悠悠从从容容地走上讲台,很轻松潇洒地对听众笑了笑,然后口若悬河似的开始了他的演讲。令台下各国作家惊异的是,这位中国藏族小伙儿,对世界文学竟如此熟悉,那些经典的文学,可信手拈来,而且评价极见眼光。阿来最后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流浪。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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