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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阿来出生在四川大渡河上游，一个叫“四土”，就是很早以前曾由四个藏族土司管辖的地方。他1976年初中毕业，算是生不逢时，连上山下乡、戴红卫兵袖章的荣幸都没捞到。好容易恢复高考了，又因学历不够，怀才不遇地上了中专师范，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后又当诗人。阿来的老婆是个汉人，儿子的户口随母亲也是汉族。有人劝阿来把儿子改为藏族，将来高考时有照顾，阿来不为所动，只是沉静一笑，在他眼里，汉藏是一家人，如同眼前的青山和绿水。

藏族农民的儿子阿来，偏偏自幼爱上文学，人们大惑不解。尤其让谁都搞不懂的是，阿来常常一个人徒步从阿坝走向远方，一走就是好几天。有时，在空阔长满鲜花的草原上，阿来会与一群诗友铺上毯子，摆上酒肉，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或举杯对天，或长吟短叹。一片云彩飞来，洒下雨，他们赶紧收拾东西，再跑到只有蓝天白云的草场，故伎重演。

远处悠闲的牧民，赶着牦牛，看惯了白云聚合流散，却怎么也弄不明白，这群年轻人在干什么。

阿来的诗，阿来的短、中、长篇小说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诞生在阿坝这块神奇的土地。

很早以前，我曾帮助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过一套全国青年作家的文学丛书，其中有崭露头角的王朔一本短篇小说集，有一本马未都的短篇小说集，还有一本阿来的诗集。作为诗人的阿来，那时已在四川小有名气。

阿来的诗，思绪纷飞而又意气恣肆，有生命的光彩又超离世俗，读之，油然让人想起陆机《文赋》“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句子。真是神思飞驰，意趣丰盈。

阿来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我曾在《四川文学》杂志上读过他的小说，大约是《老房子》。他的奇巧构思和语言天赋，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很少人知道，给阿来带来巨大声誉的《尘埃落定》，却经历了鲜为人知的艰辛旅程。

《尘埃落定》完成之后，曾黯然而漫长地辗转了多家出版社，直到有一天，我的那位女同事，到成都参加四川青年作家笔会，第一次见到陌生的阿来，幸运之云才飘向了这位才华横溢，埋在深山人不知的阿来。

参加笔会的年轻作家们，利用一切机会，接近由京都去的国家最大的出版社女编辑，向她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创作情况。但阿来却只顾微笑着默默地为大家搭帐篷，摆座位，聚餐时远远地一言不发，却认真听人谈笑。

直到笔会接近尾声，我的同事出于礼貌，找到阿来，问他最近在写什么。阿来说，没写什么。不过有一部连续被多家出版社退稿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话已说到这儿，我的同事一笑，说拿给我看看吧。于是便有了轰动文坛的《尘埃落定》横空出世。幸运，也同时落在这两位头上。当然，阿来的《尘埃落定》即便再次被埋没，总有一天会傲然兀立于中国文学史。即便不是这位有双慧眼的编辑发现这一小说瑰宝，总会有另一位同样有双慧眼的编辑发现。

随着我们的阅读从极度兴奋最终归于释然和平静，你不能不由衷地惊叹，《尘埃落定》瑰丽而又神秘且富有诗性之美。你同时会为阿来那出神入化，如流水无首无尾，似流星划破夜空精灵般的语言天赋击节叫好。

我觉得，从阿来的《尘埃落定》可以发现，中国小说在经历了横向移植西方现代派的浮躁之后，有了沉静的自省，有了自我精神建构的自觉。

另外，阿来之所以是阿来，是因为阿来在一座非常汉化了的、被原始乡土包围的偏僻小镇，在宗教、自然山川的熏陶下成长，似乎得到超民族超地域的某种精神。故乡已失去了它原来的面貌，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结束，像空谷回声一样，渐行渐远。阿来说过，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过渡时期社会总是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猥琐而浑浊，所以这部小说，是他作为一个原乡人在精神上寻找真正故乡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