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密《红高粱》地里走出来的莫言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至今仍在沸沸扬扬。

作为人学的文学，检验其高下的唯一标准就在其对人性探究的程度。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蛙》，莫言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冷静甚至冷酷地思考有关人性、兽性与奴性的关系，并挖掘其根源。三十多年来，莫言以极热忱和清醒的姿态，坚持不懈地拷问故乡土地亦即中国农村现实，同时也拷问自己的灵魂。

三十多年，他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一百多部中短篇小说，大量的散文随笔。这五百万字的内容，涉及中国各种社会形态，塑造出了形态各异陌生的“这一个”人物形象。让读者认识人类之恶、自我之丑，认识难以克服的弱点和病态的悲惨命运，构成他要追求的对人生解剖后的真正、深厚的悲悯。

真正了解莫言，只有在认真阅读他的作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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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莫言，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我到保定开会，当地文联的朋友赠我一本他们主办的《莲池》杂志。上面有一篇短篇小说《民间音乐》，作者叫莫言，朋友说，莫言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就发表在《莲池》上。当夜，我草草翻阅了一下，只觉得很会营造艺术氛围，并没有太在意。回京半个月之后，收到老朋友鲍昌（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从天津寄来的一份《天津日报》，特别推荐其报上孙犁先生写的一篇关于《民间音乐》的短评。文章说：“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小说人物）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读罢此文，暗暗为自己的不认真羞愧的同时，记住了莫言的名字。

到了1985年春，好朋友《中国作家》的萧立军，在一次友人聚会时，兴冲冲地告诉我第二期《中国作家》将发表他责编的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小萧说，该小说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亲自推荐给《中国作家》的。小萧这样评价《透明的红萝卜》：最突出的特点，是意在“感觉”而非性格刻画。小说移植了莫言的童年经验。莫言十二三岁时，曾在当地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童工，白天打铁，晚上睡在桥洞里。洞外是一片黄麻地，再往外是萝卜地。饥饿的莫言，挨不住饥肠辘辘，偷了生产队的萝卜，被抓住后，哭着向毛主席像认错请罪。

读了《透明的红萝卜》，我看到一个中国文学中，绝对罕见的儿童艺术形象——黑孩。通过黑孩，概括了历代农民的命运。诚如文学批评家陈晓明所说：“叙述者伪装成孩子、疯子、傻子的视角，是为了看到理性世界控制的另外一面。”这篇小说不以情节取胜，也不倚重于社会问题的重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而是以蕴藉深厚、丰盈、常态与变态、夸张变形的艺术细节，以及石破天惊的场面摄人心魄，让人久久咀嚼，回味沉吟。特别是小说描写孤苦无依的黑孩，在后母的虐待和社会冷漠中熬出的对苦难的非凡的忍受力和在苦难中撞击出的美丽幻觉的毁灭，让我不忍卒读，唏嘘感叹。

但是，黑孩如柔韧的野草，却并不是个简单化的孩子，他的内心世界丰富复杂。他以冷漠对待世人的冷漠，与自然却保持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密切和亲和力。显然，这种对黑孩人世荒凉的移位补偿，使作品笼罩一种荒枯、悲凉又透出一点暖意的精神氛围。

黑孩又是有神秘色彩的精灵，小说有意把他忍受苦难的痛苦状态弱化，而强化他忍受苦难的内心力量。这既宣泄了作者的孤愤，又使作品不会陷入通常见到的摹写生活表面形态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