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作家王朔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巨大的活力与普遍的堕落同时出现，一个被物欲驱使的几近疯狂的时代，首先在都市拉开了大幕。城市的文化情绪、文化表达也透露出新的气息。中国的社会生活本身发生了重组。

对这重组的态势用文学做了最直接的表达者，便是王朔。他对时代特质的把握，用最地道的社会意识写作，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视角和一种新的社会心态，其价值远远超越了同时期的作家，使他成为一位当时少有的严肃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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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严肃作家王朔，却受到最不严肃的对待。

有人看不惯王朔以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激烈亵渎者的姿态，堂而皇之登上文坛。

有人不赞同王朔对一切传统精神内涵予以肆无忌惮的嘲讽：既不相信“文以载道”，也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

有人愤怒王朔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当成码字为生的普通职业，变为“游戏人生”的把戏。

有人指责王朔拒绝崇高、解构英雄主义，淡化道德责任，消解宏大话语等对主流意识的反叛。

客气一点儿的说他“从纯情到邪恶”（《当代》编辑章仲锷语），不客气的，见王朔在小说中自称“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就称其小说为“流氓文学”、称他为“痞子作家”。

有趣儿的是，就在这些人喋喋不休、咬牙切齿，不时讨伐王朔之时，他的小说却愈加风靡全国，1988年被称为“王朔年”。接下来几年，他的小说几乎全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红火得让人瞠目，遂有了王朔独步文坛影坛的别样风景。

王蒙在20世纪90年代初，站出来，公开为王朔撑腰，但还是就“崇高”与“鄙俗”这一层面来谈。睿智的文坛领袖给王朔正名，一时传为佳话。可惜，王蒙并未意识到，读者对王朔的拥戴是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只从文学趣味上找原因，怕很难中的。应该把王朔现象视为中国社会大变革在文学当中引发的一个反应。王朔是在社会拥戴中登上文坛，成为“市民社会”的代言人的。

恩格斯曾借用一位诗人的名言，深刻地道出：“时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的性格。”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学代表人物，不再是刘心武，也不是王蒙，而是彻底和纯粹地立足于社会变革之中新的社会现实的王朔。这话有点绕，却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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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早期，文学的审美信念产生哗变，由追求崇高转向亵渎崇高。这是对“文革”造神运动的一种反驳。在社会上掀起破除迷信、反英雄化、反假大空式的崇高的浪潮时，文学也站了出来，积极参与消解、亵渎崇高。

原本，崇高作为文学信念与审美范畴，既是文学的一种艺术主题，又是文学的一种功能与精神境界。但当极“左”的欺骗与虚伪充斥其中时，它必然走向了反面。转型时的文学在解构与亵渎崇高时，其艺术方式形成双水分流。一支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另一支用戏谑、调侃、嘲讽去解构崇高。前者如刘震云，他的小说以“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琐事，磨蚀人的进取心消解了崇高；后者如王朔，用小说的人物语言，妙趣横生地直接嘲讽亵渎崇高。刘震云说：“大家活着是挺累的，被琐碎的生活纠缠着，显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纠缠和被纠缠》）王朔说：“就想让老百姓做个梦玩”，“把生活中原本无意义的东西还原成无意义”。

王朔在他的《我是王朔》中，曾批评过刘震云：“刘震云给我一种特别刻薄的感觉。他把生活平庸化了，乘机他自己深刻起来。”

在我看来，王朔的戏谑与调侃背后也不乏“刻薄”，把生活与艺术平庸化，哪里有深刻可言？实际上，王朔分明也在批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