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辈子编辑，天天徜徉于文字海洋之中，常常混迹于各类作家堆儿里，便有了与作家、作品相知对晤的日日夜夜。高山仰止，鉴德知来，终身受益。除了写发稿笺，月明星稀之时，偶尔也随手写些同作品及友人问答交谈、扯闲篇儿式的文字，聊以自愉，也愿愉人。

英史学家爱?霍?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套用他的话，我经历的文学之路，是我与作家、作品连续不断的问答交谈的过程。

岁月之旅，消磨而且沉积，一切都变得淡然，唯与文学的对语或可长久地继续下去。因为此生既已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虽“一事无成人渐老”，但内心里燃烧的那簇文学之火，却依然灼灼如炬。

“白发书生寂寞心”，为对文学的那份坚守，我于2012年春接受北京电视台为我作的专访节目。文坛的朋友说，有点意思。你与那么多作家打了一辈子交道，熟悉其作品，又熟稔其人，何不如实道来，弄成一本书，让我们与那些值得结识而并不相识的作家，变为有一面之识，你的功莫大焉。况且，你的私人话语，或可为文学史提供一些证词，搂草打兔子，也算让你拣个便宜。受到鼓励，就真的弄成这本小书。

我有幸亲历并参与了新时期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文学变迁。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眺望文坛和参与新时期文学的平台。

我把新时期文学视为中国文学长河中，最为汹涌澎湃的流段。有人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域名。新时期文学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乐章，一开始它就呈现了悲壮苍凉的情怀，而拉开的却是辉煌的序幕。接下来，便是一出出好戏粉墨登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

所谓伤痕文学是“诉说历史伤痛”，重在揭伤疤，诉苦难。写的是阶级斗争给民族和国家心灵深处留下的巨大伤痛。

作为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苦难叙事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总是指向过去，又总是试图通过讲述来让人们铭记苦难，甚至避免苦难再次发生。苦难叙事也并不只是历史发生后的文字记载，它还是一种文学“追忆”。文学叙事超越于历史记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可以以丰富的方式解释历史，还可使不同的人参与到对苦难的集体性体验之中。

代表作卢新华的《伤痕》写“文革”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刘心武的《班主任》突破政治禁区，写文化专制主义对青少年的残害。这些作品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直接呼应。《当代》发表并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将军吟》及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等长篇小说，应该说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

这类作品呈现家庭悲剧，知识分子苦难史，老干部对革命的忠诚……但多因着眼政治层面，议论多、批判多，故事简单缺少丰盈的文学血肉，读者并不满足。

这里，须要对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做个澄清：曾在南京工作过的美籍华人作家陈若曦于1976年，在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尹县长》，早于《伤痕》、《班主任》。

所谓反思文学，是利用文学作品，对中国社会进行形象回顾和总结。一个长期沉浸并咀嚼苦难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中国作家从来不缺少思考，在他们有了话语权的时候，他们就不失时机地对中国社会进行反思。举国的作家都用文学进行反思，这是历史的独特风景。是本该成为代表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作家的觉醒，是作家的责任和担当。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是反思文学的收获。1981年在《当代》发表并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及在1986年第五期《当代》上发表的张炜的《古船》，更是被视为新时期文学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