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曾对记者坦言：“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西安事变后，埃德加·斯诺灵机一动，又问她：“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她的回答已不同以往：“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这种信任最终使她留在了大陆，等待新中国的建立。宋庆龄一生对权力无欲无求，但当她先后被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9年）时，她欣然接受职务，视之为莫大的光荣和责任。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敬佩他收拾乱局的铁腕和聚拢散沙的谋略，也渴望借助他的肩梯获得一个尽展才智的政治舞台。她受过良好的美式教育，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中浸润了十多年，到头来却欣赏一个极力推行铁血专制主义的军棍子，很显然，她个人的权力野心在暗中作祟。

在宋蔼龄和宋美龄看来，国家就是公司，只不过名目不同，规模有别，其实管理方式一样，运作方式也如出一辙，做总裁的必须有绝对权威，家族成员才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基于这种理念，宋美龄爱国相当于爱家，身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她的所作所为全是处心积虑要使蒋介石更具亲和力，更有人情味。1934年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无疑是滑稽可笑的政治秀，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赃、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喝白酒、随地吐痰、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不以为然，她切中肯綮地批判道：“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喜欢冒热气，二姐高兴泼冷水，真是一对有趣的冤家。

宋美龄有魅力，有胆魄，才思敏捷，擅长外交辞令，权力欲望强烈，特别能折腾，几乎无人对此存疑。颇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为宋美龄鞍前马后效劳，美国援华代表、飞虎将军陈纳德对她也是一见倾心，视她为“心中的公主”。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飞往西北虎口，演出了“美人救英雄”的壮剧，赢得世人的尊敬。

在抗战初期，宋美龄是中国对外宣传的“总播音员”，她揭露和谴责日军的暴行，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政策：“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像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坠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自然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反省和关注。

抗战期间，宋美龄出任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远赴太平洋彼岸争取美援，最终创立中国空军，被誉为“空军之母”。当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竭力效命即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同样是在抗战期间，宋美龄慰问前线战士，途中遭遇车祸，颅内受到震荡，肋骨摔断数根，仍忍痛对官兵发表了鼓动力极强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