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20—1995），上海人，她的曾外公是李鸿章，祖父是张佩纶。张爱玲生长在一个不缺金钱单缺情感的家庭，父亲是纨绔子弟，母亲黄逸梵则是成色十足的新女性，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颇有造谐。

大家闺秀，名门淑女，张爱玲的文学启蒙居然要感谢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起点偏低，那份艺术滋养却相当有益。《歇浦潮》《啼笑姻缘》《海上花列传》是她喜欢的读本，张恨水是她喜欢的作家。妙就妙在，她是“先看言情小说才知道得有爱的”。一位十三四岁的女中学生竟写出了六回《摩登红楼梦》，支遣着曹雪芹笔头嘘活的那些才子佳人陀螺似地团团直转，在现代社会里再演一幕悲欢离合，宝玉与黛玉分手，怡红公子单身出洋，更使这对璧人额外地遭受了许多现世人生的忧烦苦痛。由于精神上太落寞，家庭如枯井一般生趣索然，张爱玲才多有幻想和郁积，一一诉诸笔端。母亲是家中的过客，父亲则是昏君和暴君，她没法讨好姨娘（父亲的小妾），父母仳离后，她更无法取悦那位性情酷虐的继母，她被禁闭于一室，饱尝铁窗滋味。当飞机掠过天顶，她不禁恨恨地祈求，赶紧丢一颗炸弹下来吧，好与这个无情无义的家庭同归于尽！她终于设法脱身，逃到大门外，依着往昔的性子，念念不忘省钱，与车夫拉锯似地讲价，花去一盏茶的工夫，她到了母亲那儿，背脊上冒出冷汗，才感到几分后怕。张爱玲的母亲早年留法，受过顶好的西方教育，现在女儿挣脱樊笼，前来投靠，没有不收留的理由，但她的积蓄已被丈夫榨干，手头正觉艰窘，只好向女儿摊牌：你要是想早点嫁人，我给你置装，想继续读书，我给你学费，二者只能选一。张爱玲选择了读大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就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的文学才华显山露水，一篇《天才梦》被上海《西风》杂志初定为征文奖的第一名，最终被定为十三名，卒章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种沧桑尽阅、世味遍尝的感慨哪像是源自一位十八岁少女的笔端？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战火延烧的面积愈广，她也就愈发肯定自己的认识无差。她以竞走的流星疾步抢到了队伍的前列。她要成名，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很多很多钱，要有一大柜子漂亮衣服。姑姑张茂渊常常笑话她是财迷，“不知你从哪儿来的一身俗骨”，而张爱玲也乐于承认自己“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这样的人注定了俗是真俗，雅是大雅。香港沦陷后，她回到上海定居，与独身的姑姑相依为命。《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就是在这时候点燃的，当它们摆放到鸳鸯蝴蝶派的首领周瘦鹃的案头时，似张爱玲这样的年轻女子是很容易让人怀疑她的创作能力的。好在周先生目光如炬，立刻看出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老来犹能识此才，自然欢喜得嘴都合不拢。这两篇小说相继在《紫罗兰》杂志上刊登，张爱玲一炮走红。上海沦陷了，一时间变成真空地带，左翼文学已失去市场，右翼文学招人厌弃，张爱玲适时地避开了黑烟缭绕的政治炉鼎，唯以“剥出血淋淋的人性”的文学作品应世。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什么油漆刷子之类的工具，她的作品受到欢迎全在情理之中。

性格孤僻的天才总喜欢离群索居，对政治的溷秽气息缺乏必要的嗅觉。在沦陷区上海，她只是埋头写写小说，抬头看看天空，小说的基调是悲观的，天空也总是一成不变的死灰煞白。二十一岁时，张爱玲越是精心茧结自己的情感空间，越是故意封闭自己的精神世界，就越不能说明她心如古井，她比常人更渴望爱情，渴望浪漫。她想象某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男子捧着大簇鲜艳欲滴的玫瑰花，神情欢悦，从门前的碎石甬道上兴冲冲地走过来。